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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纸币，中国人可以骄傲，但也要反思。

众所周知，纸币出现在宋代，当时欧洲国家还处于中世纪。世界上当时最强盛的是宋帝国和阿拉柏帝国。当时阿拉柏帝国的著名旅行家游览宋朝，对泉州的市舶管理赞叹有加，认为是他见过的最有效率的港口，到了杭州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宋朝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活字印刷术。纸币本有可能达到跟活字印刷术一样的地位，成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可惜纸币管理没有延续下来。

这不怪宋朝人。纸币在宋朝的出现，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最早出现在四川。是商人发明的，因为当时的四川缺铜，大量使用铁钱，铁钱笨重，大宗交易中用到的铁钱有时候比货还多。

宋朝一些商人渐渐开始为贸易做担保，印刷对应数字的纸票，称为交子。大宗贸易渐渐开始使用这种有富商担保的纸币，然后返回兑换。

纸币是一个有利的金融工具，渐渐在四川形成了主流。宋朝官府发现其中奥妙之后，非常赞赏。可对于这种工具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弊端比较担心，于是开始介入，在四川设立了交子务，派京官去监督印制，这种官方发行的交子，叫做官交子，中国国家发行纸币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可是印钱的权力一旦掌握在不受监督的政府手里，往往会造成滥发，因为政府有足够的多印动力。所以宋朝的交子也经常出现贬值现象，持续了八十多年的官交子被迫停发，接着引入另一种纸币，称之为钱引。但钱引的贬值速度更快，因为钱引不允许兑换。

宋朝对纸币的管理虽然称不上良好，可毕竟是探索，而且一直保持使用到宋朝灭亡，应该说探索出来的经验如果能加以继承和规范的话，纸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到了元朝，蒙古人确实看重宋朝纸币的作用，忽必烈也曾经让人用真金白银兑换，试图保持纸币的价值，但蒙古人印钱比宋朝人更没有节制，结果纸币没有成为一种便利商业的工具，反而成为一种掠夺百姓的工具。

到了明朝，老朱家做的比蒙古人还不如。忽必烈至少知道纸币需要储备金，朱元璋印纸钞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赏赐功臣。用皇权强行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收。但官府没有任何兑换的想法，结果朱元璋时代就把宝钞发滥了，到了儿子朱棣时期，为了维持宝钞的价值，做了一番努力，但朱棣舍不得拿出真金白银去换纸钞，他又不傻，为什么要拿钱换纸。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所有过关的税卡，都收宝钞。所以明朝的关口，也叫做钞关。

但宝钞一边收，一边还继续发，烂的钞关都不愿意收了。后来朱棣的继位者，认为宝钞实在是一种祸国殃民的东西，永久废除了。

到了清朝，也普遍接受明朝人“领悟”的纸钞只是劫夺民财的工具这种说法，所以清朝不再印制钞票，知道太平天国时期，实在没钱才印过一段时间。

本来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硬生生被宋元明三朝官府给玩烂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西方历史上的纸币，据说最早是瑞典银行印刷的，但瑞典人很快自己就不印了。因此真正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实还是荷兰人弄出那一套。

也不是荷兰人有意识设计出来的，就跟宋朝富商一样，是对市场的一种反馈。发明者是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银行的股东，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高度重叠，可以说是当时商业知识和经验最丰富的一群人。

他们发明纸币，主要是为了便利银行业务，因此他们的纸币是一种银行券。甚至可以说是客户的存根。当时欧洲有好几百种货币，阿姆斯特丹银行推行标准化作业，最大的业务几乎就是货币兑换。客户将各国的货币存入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给客户一张换算称荷兰盾的存单。客户拿着存单，随时可以去银行兑换称金银币。后来发展称任票不认人，有种银票那种感觉。不管是谁拿着存单就能去取钱，这种标准化的存单，就有了流通作用，可以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流转。也就有了货币的功能。由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信用和操守，以及权力，即便是正在跟荷兰国家进行战争的敌对国家，只要拿着存单也能从阿姆斯特丹的金库中把钱取出来，导致这种银行券受到了一致的认可。

之后英国商业和金融业发展起来，基本上沿用的也是荷兰那一套商业体系和制度，英国各大银行也印刷自己的银行券，伦敦金融家通过自己的实力，以借款给政府的条件，从政府手里取得了特许权，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并开始印刷英镑，但英镑依然是一种银行券，是跟金银币挂钩的，等到1833年，英格兰银行获得无限法定偿还能力之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才正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周琅从荷兰人那里详细了解到欧洲银行券的发行模式。

经过对比他发现，西方的纸币从诞生之初开始，就一直是跟银行这个金融机构紧密相连的。而中国纸币过于早熟，早早被政府控制在手里。政府掌管纸币的发行，本来应该带给纸币更坚挺的信用，可政府高于一切的权力，让他不再受制于商业法则的限制，导致纸币失去了商业意义，成为政府的工具。

周琅相信自己，即便掌握了发钞券，也不会滥发，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危害。可他提出印刷纸币的时候，十个部下九个反对，唯一那个不反对的魏连理，周琅又不相信他的操守。

纸币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时代的英国人肯定认为是金银币，是含金量，可周琅明白，纸币的内涵在于信用，金银币只不过是赋予纸币信用的工具罢了。周琅要发行纸币，连他手下的官员都无法取信，如何取信老百姓。

这就是纸币被老朱家玩烂的结果，给周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空口让别人相信你发行的纸币有用本身是没有用的，必须赋予纸币信用，这还得走跟金银货币挂钩的老路，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印刷纸币的前期工作，其实是铸币，周琅铸币，不是为了收铸币税，也不是为了繁荣贸易，现在广州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制钱，满清铸造的制钱，1文重1钱，铜铅合金，康熙时候为1比1，雍正之后改为铜4铅6的比例。

周琅本来打算用纯铜铸造铜钱，他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铜，由于现在已经改用铁铸炮，这些铜就一直存着作为铸钱的原料，但是铅作为军事物资，随着周琅部队数量的扩大，甚至还要从印度进口，尽管铅的价值不高，可是军事意义重大，所以周琅打算减少铅的浪费。

可是当他跟福建铸钱局的几个老监督讨论之后，对方苦苦劝谏周琅，不要减少含铅量。满清在全国各地都设置了铸钱局，有铜的地方就有铸钱局，福建虽然不产铜，但通过贸易可以得到大量的铜，所以福建也有铸钱局。周琅占领福建之后，就有一批铸钱局的本地户投靠了周琅。他们告诉周琅，这个比例可不能乱改。

周琅其实也不坚定，劣币驱除良币的道理他还是懂得，但他现在掌握着政权，他可以断绝满清劣币的输入。他没想到的是，铸钱局的老工匠告诉周琅，满清的铜钱之所以加入大量的铅目的并不是为了谋利，收取铸币税，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熔铸。即便现在铜4铅6的比例，还是有铜匠熔铸铜钱，打造其他铜器。老工匠们建议，应该改为铜3铅7，或者铜2铅8的比例，那样就没人熔铸了。

听的周琅很纳闷，但这就是现实。

自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中国的货币体系就进入了白银和制钱复本位时代，官府通过控制白银和制钱的汇率，对金融进行调控。官府认为，只要银和钱的比例保持稳定，则市面就是稳定的。

因此保持银钱比例，一直是努力的方向。但是由于银和铜中国都比较稀缺，尤其是铜，需求量太大，光是用来铸钱就无法满足市场流通，这导致康熙年间长期的钱贵银贱现象，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到800文制钱，甚至只有700多文。

官府收税是用银子计价，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白银的价值就太高了，因此民间普遍使用铜钱，钱贵银贱现象，影响老百姓生活，官府一直在努力对此进行调控。

直到乾隆初期，这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各地督抚纷纷报告说钱贵银贱现象，希望官府铸造新钱。乾隆九年十月，由于“京师近年以来。钱价昂贵”，大学士鄂尔泰甚至钱法八条，希望遏制这种现象：

一、镕铜打造，即收集各类铜，熔化铸钱；二、京城各当铺。宜酌量借给赀本银。派给银三千两。听其营运。将所领银两。存留作本。每一日交制钱二十四串；三、官米局卖米钱文。每局各给银二千五百两作本。收买米石。将卖米钱。三日一次。赴市易银交部；四、京城各当铺。现在积钱。宜酌钱数送局，每大当一、彻出制钱三百串。小当一、彻出制钱一百串。俱自行运送官局。交局员发卖。陆续易银给还；五、钱市经纪。宜归并一处。官为稽查。以杜擡价；六、京城客粮店。收买杂粮。宜禁止行使钱文；七、京城钱文。宜严禁出京兴贩；八、近京地方囤钱。宜严行查禁，不许囤钱至一百串以上。

这八条方法，在于增铜钱数量，打压昂贵的钱价，甚至希望收集各种铜器，融化铸钱，把官府的银子借给当铺经营，让当铺把铜钱交上来给官府，还让官府的米局，卖米的钱三日一次上市场上换银子，将制钱尽快流入市场，还要严查囤积铜钱的现象。古代这些文官对经济学原理的认知还是有一些的，虽然比不上后世的专家，但比普通人还是强很多的。

可惜事与愿违，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政策手段能打压的了一时，等市场适应了政策，反而会出现报复性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