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六节 规范商业体系(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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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都很少对手工业从业者征税,这并不意味着手工匠人的负担就比农民低,历史上有一种叫做徭役的东西,明朝时候用户籍将手工匠人单独管理,手工匠人不需要为他们从事手工业交税,也不需要为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交税,但他们必须为官府定期服务。

这是明朝从元代继承下来的制度,朱元璋家里就是一个淘金户,蒙古人规定淘金工必须缴纳固定的金沙,后来金矿开采完了,户籍却是不能变的,朱元璋家里没有地,只能沦落为打零工为生,而且还要用打零工的钱来换金沙交税。

清朝取消了户籍制度,并且废除徭役等等制度,是一种相对的进步。后来雍正摊丁入亩,连人头税性质的丁口税都取消了,由于大量的手工业者其实是乡村手工业者,手艺大多是闲时贴补家用的方式,大多数手工艺人依然从事农业劳动,或者自耕,或者租种,摊丁入亩之后,等于取消了那些完全脱离农业劳动的手艺人的税收。

对穷苦手艺人征税,虽说确实有些乞丐碗里抢食的嫌疑,但周琅还是开征了门类繁多的手工业税。

目的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规范和保护,所以税率并不重。

要求手工业者,按照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申报,官府发放执照,税率极低,比如丝织工人一年纳税仅仅一钱,收税最重的珠宝行工人也不过一年一两银子。可是这些工人却可以得到官府的保护。

清朝政府不收手艺人的税,也不会对手艺人进行合理的保护,而是委托行会,行会上交官府,下管工人,一些行首难免就会滥用权力。因为是他们负责跟官府沟通,是他们纳税,所以官府往往会偏袒他们,普通工人连上达天听的机会和理由都没有。只能任由他们利用官方的黑非官方的手段盘剥。

还有一些带有暴力性质的行会,比如屠宰行业,官府不管他们,结果被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钻了空子,有的地方,肉铺全都是某一个地方的人在经营,其他地区的人想开肉铺,他们就会集中起来攻击,大有占地盘的味道。

可如果一个屠户向官府申请了执照,照章纳税,有行会或者帮会或者同乡会找他麻烦,他大可以打官司,我张飞是官府批准的屠户,你何进凭什么不让我杀猪,你郑屠凭什么不让我卖肉。这官司清清楚楚,一打一个准。

另外周琅从长远角度考虑,工业时代已经到来,工业必定取代农业成为社会最大的财富创造产业。如果不向工业征税,这犹如农业社会不向农业征税,商业社会不向商业征税,金融业社会不向银行征税一样,是完全没有逻辑的财政制度。

另外的意义就在于跟征收矿税一样,具有管理社会的意义,通过征税,就可以统计出国家有多少行业,有多少从业人员,这些信息对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琅做的已经足够谨慎,税率等等都是跟各个行会进行过沟通的。但跟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不管改革的意义多么重大,还是会引起反对。雍正进行摊丁入亩改革,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是不管是地主还是佃农都出现过反对。地主反对的是,他们掌握着土地,可是丁口少,现在将税都摊到了田地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承担的税收更多了。有些地方的佃农也反对,湖北钟祥县民众聚众抗粮,因为本县一项丁少粮重,结果全省摊派,造成他们每亩纳税更多,加到每人头上的也更多了。最后百姓聚众抗粮,官兵出城抓捕,一百多人掉落护城河淹死。

周琅的征税办法退出之后,顿时许多工人不满,跑到衙门口闹事,称是不给小民活命。由于实现跟行会沟通过,这些工人大都是自发的。这些工人看不到他们交税后得到的保护,只看到要多交税,于是就闹事,这也让周琅头痛。

大的行会没有参与,但不代表行会下面的小行会或者帮会没有参与,甚至有地主势力想试探周琅的脾性而从幕后怂恿也说不定。

一大批官员也反对征收这种税,王辅茞亲自找周琅反对,说满清都不收手艺人的钱,一群手艺人,无田无地,就靠手艺吃饭,还要上税,只在荒唐。税官们也不赞成,主要是工作量太大。广东手工业者数十万人,零落四散,城乡皆有,征税起来太麻烦。

反对的声浪实在太大,周琅都不由得开始怀疑是否不应该向他们征税,毕竟周琅一贯认为,如果一项政策让大多数人都感到不便利的情况下,肯定是政策出了问题。

现在纳税者反对,征税者也反对,周琅从善如流,马上宣布试行,只申报,不纳税。也不强制,愿意申报者申报,不愿申报者不申报。

如果真的有利,相信老百姓会用脚选择。

数万手工艺人反对的情况让周琅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几千几万人进行直接管理的复杂程度太大,而且各行各业的情况不一样,按照同一种方法征税,会出问题。

直接向手艺人征税,也是周琅想当然了,香港可以向职工征收薪俸税,那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严密管理体系之下的,那个时代的公民具备主动申报的素质。可清末的老百姓吗,饭都吃不饱,指望他们主动申报,那不现实。

可不向工人征税可以,不向工场主征税,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当然,征的也不能太高,广州手工业发达,但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的,手工作坊虽然有,但还不占主流,如果向作坊主征税太多,造成沉重的负担,无异于是逼迫手工工场向家庭手工业的方向倒退。工场主大可解散了工场,然后把织机分发下去,提供原材料让家庭生产,退后成包买商,这种形势在广州是存在的。

所以周琅改变办法,从向各行各户手艺人直接发执照,收授权税类型,转向给手工工场主发执照,征收工场税,暂行税率,一家丝织工场年税率十两,最高的珠宝行征收三十两。

不对工场规模做限制,采取固定税额,是担心工场主隐匿工人数量,就好比摊丁入亩前,大家族隐匿男丁数量一样。而且这有倒逼工场主扩大规模,雇佣的工人越多,则分摊的税金就越少。有利于向大工业转变。周琅相信,一旦工场规模足够大,工场主是会摸索到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诀窍的。

总之,即便只是向工场主征税,新增的税收项目也比过去多了几十倍,因为广州的行业实在太多,税官是不具备管理这种程度的税种的能力的,反而造成行政效率下降,或者征税成本过高的嫌疑。

于是周琅调整为,简化分类,与已经形成大行业行会对接,广州有七十二行之说,但周琅简化成十二个大行业,丝织行业算一行、棉麻并作一行,铜铁并为一行,瓷器行算一行,酿酒行算一行,木器行算一行,酱醋榨油并为一行称佐料行,胭脂水粉等化妆用品并为一行称女荣行,碾米磨面制作米粉等食品加工算作一行称食行,纸笔墨砚印刷等文房用具并为一行称文器行,金银器玉雕牙刻等并为一行称珠宝行,另外广州外销全世界的优势手工产品各种扇子,因规模大单独成一行称制扇行。

未入十二大行的那些细小行业,比如扎花、剪纸等等,则统一归为杂器行。

这只是暂行划分,根据实际情况,先把税收体系搭建起来,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如果哪一个行业突然兴起,将来也是可以单独列为一行的。

商税主要影响广州,而这些工场税则对佛山影响较大,在佛山遭到的反对声浪也最大,主要是手工业的组织比商业更严密一些,但并没有发展到抗税的程度,因为吸取了手艺人反对的教训,周琅宣布今明两年免征,后年开始起征,环节了情绪,二来周琅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态度,派兵进入佛山,一下子那些手艺人就老实了,说白了还是吃硬不吃软。

等这些事情做完,嘉庆二年也结束了。

在有效管理之下,包括广州、佛山在内的广州府一带商业快速恢复,尤其是周琅提供的信贷支持,让这几年变得银根紧缺的广州市面通货问题大大缓解。

这几年之所以银根紧,根源还在周琅这里,先是在广州勒索了2000万元赎城费,后来又跑去北京故技重施,造成几千万两现银从广东抽走,当然会造成银根紧张了。

银根紧张,市面流通不畅,商人更依赖借贷度日,物价大幅度下跌,手工业等生产性行业受到牵连。

这种把社会经济活动完全跟一种本国并不盛产的贵金属挂钩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行新的可替代的货币,比如历代官府铸造的铜钱,缺铜的时代,甚至铸造铁钱。

周琅当然没有那么落后了,他还打算发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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