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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秋第二天收到了陈大猷发过来的邮件,知晓了和AOL合作的细节,对他?33??火打劫的能力颇为佩服,因为这家伙让AOL预装iView,不仅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反而弄来了一个广告合同,以千次点击30美元的优惠价,在iCard主页上为AOL设置了一个产品专栏。
这家伙对我灌输的“互联网思维”理解的很透彻嘛……
增加了客户数量,扩大了影响力,还赚了一笔广告费,可谓一举三得……
在2016年的时候,软件公司想要运营商或者硬件厂商预装他们的产品,得付一大笔钱当推广费,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情况是相反的,如果运营商和硬件厂商想预装某种软件,得反过来向软件公司付钱,所以AOL明知道用户不喜欢他们的Booklink浏览器,也不愿意改成网景的Netscape-Navigator,因为那样做的话,每年要支付上百万美元的费用。
所以杜秋对周元说只要网景还在收费,就不足为虑,因为传统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根本行不通,等用户都被免费的iView抢走之后,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骁龙软件公司在4月底融资之后,把资金分成了两部分,陈志扬搞到的780万留在了国内,杜秋的500万则通过纽约的投资银行,折算成美元转到了美国的分公司账户上,有了钱之后,陈大猷把魏知琴家的车库二楼也租了下来,当作办公室和起居室。
这么做虽然省钱,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听说微软有意收购公司,陈大猷一咬牙,找了个比较便宜的写字楼,租了一间大约9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再临时雇了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妹子当接待员,把场面撑了起来。
然而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微软只派了两个级别很低的员工过来洽谈,既没有参观公司,也没有考察技术,更没有提收购,只说想购买iView的闭源授权,而且开价极低,只有20万美元。
虽然很清楚杜秋不可能同意微软收购骁龙,但如此低的开价让陈大猷产生了一种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憋屈感,为自己大出血租办公室的行为感到不值,于是也就不客套了,直截了当的问道:“你们从Spyglass购买他们的浏览器技术授权花了200万,到我们这里来只给20万?Spyglass的技术很落后,完全不能和我们比。”
“我们从Spyglass购买的是技术授权,你们的iView浏览器是开源软件,技术方面的东西,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其中一个员工带着明显的优越感,说道:“微软很重视版权,对开源没有兴趣,所以只是想购买一份闭源的授权书,20万美元是很合理的价格。”
妈的,当我什么都不懂是不是?
一旦被你们拿到了闭源许可,搞出来个孪生兄弟,iView还怎么活……
陈大猷耐着性子把这两个不知所谓的家伙打发走了之后,立刻让周元重操旧业,以水军的形式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AOL和骁龙达成战略合作,即将为客户预装iView浏览器的消息。
如果说杜秋的UN2758是个公园里钓金鱼的小鱼饵,那么AOL预装iView浏览器则是个海洋里钓鲨鱼的超级鱼饵,一下子钓出来了好多条大鱼,陈大猷很快接到了上百个电话,有媒体记者,有风投经理,有合作商家,甚至还有网景公司的CEO吉姆-巴克斯代尔的电话。
巴克斯代尔再次提出了收购骁龙的意向,这次开价比上次高了2倍,400万美元的现金,外加600万美元的网景股票,甚至邀请让杜秋取代马克-安德森,担任网景的CTO。
3月份的500万美元曾经让陈大猷激动不已,但现在开了眼界,心气变了,1000万已经满足不了胃口了,很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这份提案,然后坐等微软再次上门。
当陈大猷在美国忙活的时候,杜秋也在面对媒体的骚扰。
杜秋穿越前看过很多台湾媒体搞出来的闹剧,因此对自己被诬蔑是“特工”和“杀手”之类的报道不以为然,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内地有很多人——包括某些官方人士——还不清楚海峡对岸那些家伙的智商和节操有多低,对无厘头的报道颇为重视,于是以采访的名义,把那天打电话到清迈的新华社记者派到了云城。
“杜先生,我叫刘运来,上次我们电话交流过。”
“刘先生请坐,周元向我介绍过,说你是带他入行师傅。”
“不敢当,只不过痴长了几岁,比小周早两年干这个工作罢了。”
刘运来是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个头比杜秋还高,方脸浓眉,看起来更像个拿枪杆子的,而不是玩笔杆子的,寒暄过后,就掏出纸笔,询问起了清迈发生的事情。
“我4月18日从纽约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了一本旅游杂志……”
“杜总在住宿的细节方面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在去泰国之前,特意通过旅行社打听过美萍酒店的房间布局……”
杜秋在陈大猷以前住的宿舍里招待了刘运来,姜丹枫陪同,两人一个主讲,一个补充,把那几天在清迈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刘运来几乎没问什么,只是单纯的记录,结束之后问道:“杜先生,周元说你有篇文章想要发表?”
“不是一篇,是一个系列。”杜秋拿出一份装订好的文稿,说道:“我觉得互联网是继蒸汽机和发电机之后,人类历史上又一个革命性的伟大发明,将会对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但国内目前对它还不够重视,所以写了一些科普的文章,想要找个地方发表出来。”
刘运来接过文稿的时候数了数,发现有二十多页,好几万字,有些惊讶道:“这么多?”
“我4月份从美国回来之后,本来打算写一本书的,但是没有时间,就以随笔的形式写了一些小文章,刘记者帮我看看哪些合适发表。”
1995年有两本非常著名的畅销书,都和互联网有关,一本是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一本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杜秋打算借他们俩炒起来的风潮,也弄一本类似的畅销书。
智能手机里存储了几本关于互联网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杜秋把里面一些思想性和趣味性比较好的章节摘录出来,和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脉络相结合,敷衍成了十几篇文章,打算拿去发表了,蛊惑电信部门里那些有野心的官僚大干快上,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炮灰。
刘运来翻开第一篇,发现是和网络新媒体有关的内容,顿时精神一振,因为他最近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在90年代的时候,不仅《云城晚报》这样的地方小报要向市场转型,新华社这样的国家权威媒体同样要向市场转型,搞了两百多家子公司,从房地产到寻呼机,几乎什么生意都做,但大部分都在亏损,急需找到可靠而又丰厚的赚钱法子。
新华社香港分社有个公关公司,经理叫做马运生,1994年的时候联合两个计算机专家搞一个国中网计划,打算利用新华社的政治资源,搭建一个网络,把国内和国际互联网隔绝开来,用户必须付费了之后,才能浏览经过筛选和过滤的互联网信息。
这个计划非常愚蠢,但在官僚眼里却是垄断型的香饽饽,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新华社特意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简称CIC,然后从香港的一些商界大佬那里弄到了25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然而1995年1月京城和浦江先后开通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一下子把这个计划给打乱了,于是CIC准备把国中网改成专门为国内商业用户提供经济和金融信息的网络,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又和道琼斯、路透社以及彭博等国际巨头发生了冲突,这三家公司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三天两头的施压和谴责,弄的新华社疲于应付,狼狈不堪。
刘运来曾经在香港呆过,很清楚CIC的困境,因此对杜秋的文章非常重视,看完之后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回了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