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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梦其实很长,投射到现实不知道我睡了多长。
有时你做一个无比漫长的梦,但实际上只睡了十分钟。梦里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严重不对等。
“醒醒,醒醒!”两名警察把我从睡梦中摇醒。
墙上没有钟,我作为劳改犯也不会有手表,我顾不上问时间,我一恢复意识立刻就问:“王医生,测试结果怎么样?”
王福全铁青着脸,白了我一眼,不理我,伏首在纸上写着什么,看来他还是很讨厌我。
“警察同志,测试结果怎么样?”
警察很和蔼的道:“王主任说你峰谷波很高,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你手舞足蹈,就像要跳下床似的。你满嘴脏话在骂王主任,我们齐力摁住了你。这些情况我们都会如实跟法庭反映,你放心。”
我说王福全脸色咋这么难看,心里暗暗好笑,被人在梦里骂了,又不能跟一个做梦的人对骂,难怪他觉得憋屈。
王福全道:“警官别这么早下结论,我还有测试要做呢。”
“怎么做?”警察问。
我只怕机器测试,而至于精神科医生的测试鉴定,无非就是观察其言行和问话。
具体来说,专家会要求被鉴定人描述作案时的动机和经过,以此考察被鉴定人的认知、思维、情感、行为、综合分析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辨认能力等。
专家会故意抓住案中的某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或场景,反复询问罪犯,如果罪犯在叙述中,露出一点作案过程中有意识的马脚,那即会被宣布无梦游病史。
伪装精神病难的多,但若要伪装梦游真的很简单。常规情况下,被鉴定人只要一问三不知,说当时我梦游,什么都不记得,专家会一点办法没有。
但我不一样,我不能一问三不知,因为我在案发时声称自己知道这是梦,这涉及到清明梦这个新兴的很多人不理解的东西。
我略带挑衅的道:“王医生,我们都是同行,你觉得问话测试对我有用吗?”
我的意思很明确,你就不必再浪费时间了,我对你们的鉴定过程了如指掌,我要伪装成精神病或梦游患者比别人容易多了。
“你这什么话?藐视法律法规么?”王福全给我扣上了个大帽子。
“不敢,没这意思。警察叔叔别听他挑拨,我可不想整个寻衅滋事罪。我意思是说机器不会撒谎,我的毛病已是板上钉钉了,就别浪费时间了。”
王福全闷哼了一声,不再理我。
外面又走进来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拿着笔和本子,他俩还真的一板一眼的开始对我进行测试。
我记得有关法律规定做这种精神病鉴定的活,必须有两个以上的鉴定人员。
我见招拆招,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自然有数。
测试完了,王福全将鉴定报告交给警察,瞪了我一眼,气呼呼的小声嘀咕:“你这样一个精神病加罪犯有什么资格谈恋爱?祸害人家姑娘!”
王福全就是个普通上班的精神科医生,完全不知道也没参与伊藤他们的阴谋。换了个老板之后,他还是做他的医生,丝毫不受影响。
他似乎也不知道悦儿是卧底,李嫣只是化名这一回事,要是知道悦儿在进院之前就与我有深厚感情基础,可能对我这个情敌的痛恨也少些。
我回到看守所呆了几天后,又换了一拨医生对我再次做精神鉴定,前前后后共做了三次。
约一个半月后,我的案子再次开庭,因为有严谨的精神鉴定报告,审判长综合各方意见,最终认定我当时确实是在梦游,当场宣判我无罪释放。
我听到这个审判结果丝毫也不惊喜,因为就算我被判有罪,估计也是快刑满当庭释放了。因为这种致人轻伤罪判个一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其实已经在看守所蹲了快一年了。
大概是近期国内伤医事件太多,使得我这件案子颇为典型,再加上梦游伤人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因此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媒体对此穷追猛打。后来,因关注此案的人数太多,审判过程决定全程直播。
一般也只有高官和影响特别恶劣的超大案件才会有全程直播的待遇,我也不知是倒了什么血霉,竟然莫名其妙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我想随着这一轮直播下来,我的名声应该是臭满神州大地,甚至一直臭到九霄云外。
多家电视台都完整忠实的记录了法庭上的一切,尤其是审判长最后的宣判词更是响彻全国:“被告人崔冕经确认,有精神病前科,有梦游病史,犯案时无民事责任能力,本庭宣布无罪释放。”
也就是说,这个市乃至全国很多人几乎都将知道,曾经治好无数转世人的心理医生崔冕现在自己有毛病了,他连自己都治不好,他还能治好谁?
虽然目前并没有相关部门宣布吊销我的行医执照,但实际上,舆论已经对我的职业生涯判了死刑。
其实就别说当什么心理医生了,我现在无论到哪里求职,无论做什么行业,可能都比正常人艰难的多。
因为大多数用人单位都知道我有精神病史,我还有二进宫的“辉煌”历史。
法律虽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歧视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之类,但规定是规定,又没明文规定人家单位不愿用这样的人会受到什么样惩罚。
再说就算有明文规定也没用,人家单位拒绝你的求职可以找出千百个不重样的理由,他绝不会承认是因你劳改犯身份才不用你。
所以一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总是处处碰壁,做什么都没人要。有时为了有口饭吃,他还是得去铤而走险的犯罪,因为好像只有犯罪这事不看学历,不看你过往有无劣迹。
就算再失手关进监狱那些老犯人也不见得怕,因为他们觉得这残酷的社会比监狱还要冰冷,还要无人情味。
监狱肯定能起到惩戒和震撼犯罪作用,但是不是真的能把犯人改造好?对此,我开始存疑。
除了做心理医生外,我并没有其他技能,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出狱后,我发现自己不敢路过聚龙大厦,每次走过那里,泪水就会充满眼眶,模糊视线。
至少在半个月内,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的负面新闻,所用的照片也全部都是我穿着囚衣精神萎靡的站在法庭上的情景。
我一出门,就有无数人对我指指点点:就是他,一个有精神病的心理医生,砍伤了一名外科医生,很凶残,离他远点。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的哩。对了,据说他第一次进监狱是强奸人呢,真把坏事都做尽了。
媒体就是这么可恶,它们不知道我第一次入狱是被冤枉,似乎也不想知道。它们基本都用了这样的字句来描述:据悉,崔冕已是二进宫,第一次入狱是被一位女士控告强奸。
我确实是曾被人控告强奸,这没错。可媒体并没有在后面补充最终审判结果是什么样,媒体只需要关注新闻能不能吸引眼球,不需要过多关注我这样一个劳改犯的感受。
这一切导致强奸子妍这件过去很久的事,又被很多人惦记起来。
人在被法律惩戒完并不算结束,还得受道德和舆论的谴责,人们的歧视可能会伴随一个劳改犯终生。这就是犯罪所要付出的代价,非常残忍。
我总是缩头缩脑的不敢与议论我的人群对视。
换别人早就跑远远的与我撇开关系说不认识我了。
但在我身旁的悦儿一步也不后退,勇敢的回视那些目光,并安慰我,说别在意这些,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万幸在全世界都抛弃我时,谴责我时,还有她无怨无悔的站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