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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集团军万岁！”

“管长官万岁……”

激动的呐喊声，在数架Y2型客机降落后，便在武汉的上空回荡着，数十万得到消息的武汉民众挤站在从机场直至珞珈山蒋公馆的公路两侧，激动的人们不断的欢呼着、呐喊着、喧泄着内心的亢奋，在许多人看来，此次，第六战区长官飞抵武汉，肯定是为了同中央协商制定大反攻计划。

“坚决反对对日媾和！”

“打倒投降派！”

突然，欢迎的人群中又传出一阵阵呐喊。而坐在汽车上的管明棠听着窗外的呐喊声，神情只是微微一愣，坐在一旁的杨永泰便轻声说道，

“司令，从四国介入调停，武汉就有报纸呼吁反对日媾和！”

杨永泰的话让管明棠只是点了下头，相比于报纸的呼吁，此时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是谁泄露了他的行程。

热烈的、出乎意料的欢迎并没有让管明棠感觉到一丝得意，反倒因此生出了警惕。

“畅卿，你觉得，这么热烈的欢迎仪式，谁最有可能受益？”

或许是因为从政从军数年的经历，使得管明棠不得不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很多问题，就像此次赴武汉参加国防会议，原本，自己的行程只战区和中央知道，可是现在……这热烈的欢迎仪式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呢？

“司令，有人鼓动着说您来武汉是为了同委员长以及各战区长官制定反攻计划，现在您，就是反攻的一面旗帜，这一切，……”

手指着窗外，杨永泰的唇角微扬。

“无非就是假以民意罢了！”

杨永泰的回答让管明棠闭上了眼睛，尽管明知道这热烈欢迎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在这一瞬间，他还是有些享受这种数十万人高呼万岁，亿万民众视为旗帜的瞬间。

车队在欢迎的人群中缓缓行驶着，护送的军警更不敢大意的站在车窗外，警惕的看着欢迎的人群，原本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车队足足用了近两个小时，方才驶进珞珈山的蒋公馆。

“见过委员长！”

在蒋公馆门外，面对前来迎接的委员长，管明棠急忙行了个军礼。

打量着面前的年青人，蒋介石的脑海中依然浮现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的他尚只是一届商贾，而现在他却已经是……过去的这些年，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自己惊喜或者说震惊。

“哲勤，辛苦了！”

没有过分的热情，只不过是简单的三字，面对蒋介石的“慰劳”，管明棠连忙答道。

“幸不辱命，明棠总算不负委员长重托！勉强担起了华北的局势！”

面对管明棠的回答，蒋介石只是点点头，接连用“你做的很好、你做的很好！”加以肯定之后，两人便径直走进了公馆，而随行人员除去陈布雷外，就只杨永泰了，在四人落坐的时候，蒋介石看着面前的以军姿端坐的管明棠，心中还是颇为欣赏的点了点头，在沉默片刻后他开口了。

“季陶先生的《日本论》你拜读过吗？”

出人意料的，原本管明棠以来蒋介石会问及其它问题，甚至会问及自己对武汉的“欢迎”有何想法的他不由一愣，随即连忙说道。

“回委员长，五年前亦曾拜读此书，五年来更是多加拜读，季陶先生的《日本论》可谓是中国认识日本第一书！欲了解日本，必先拜读此书，而最令明棠印象深刻的是，季陶先生于书中曾言“‘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刨台上解刨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亦是季陶先生成此书的原因所在。”

在管明棠提及《日本论》成书原因时，蒋介石只是点了点头，随后他又不无感慨的说道。

“于世界诸国之中，论对日本了解最深者，非季陶莫过！”

看一眼管明棠，蒋介石又继续说道。

“月前，我曾与季陶就日本问题做过一次长淡，在谈话中，季陶曾提及一件日本旧事！”

在蒋管两人谈话时，陈布雷与杨永泰则成为了两人的笔记员，记录着两人的谈话。

“这一旧事，是季陶从好友亦是日本海军鬼谋秋山真之提及旧事，明治38年3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时任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迎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与俄国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声音落下，蒋介石看着管明棠问道。

“哲勤，你可知最终结果如何？”

“最终，日本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

尽管此事没有写入《日本论》中，但后世诸多分析日俄战争的文章中，都用极为赞叹的语气称赞过当时日本政军方面，他们了解日本的实力，更深知何为战略。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来看，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战争潜力已近枯竭。在战争刚一爆发，日本驻伦敦公使拜访并明确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储备只够打一年，通过增税和发行纸币可以把战争再支持6个月，到那时候，财源就枯竭了”。“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看来，那场战争日本赢在节制而并非所谓“武士”精神。”

在委员长说话时，管明棠默默的点了点头，然后不无赞同的说道。

“爬坡最难下坡处。自古用兵多不败于“上坡”时的进攻，而败于没有做好进攻后“下坡”的善后设计。从日俄战争结局看，在日本崛起之初他们的战争文化是有哲学的，他们的战略家头脑是清楚的，他们对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这些不仅参谋本部，就连一线作战的指挥官都牢记着，亦正因其懂得节制，才使得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

管明棠的回答和分析，让蒋介石看着他的视线中再次流露出浓浓的欣赏之色，中国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可惜，一系列的胜利使日本战争文化滋长了一种不可一世的骄横情绪，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战略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大有天之骄子意识的日本陆大的毕业生走上政治前台。这些人继而左右整个国家的决策，致使日本政府对军事机器完全失去控制，陆大培养的参谋们重战术而轻战略，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只适合培养单纯执行和完成任务的旅团一级主官和师团一级副官，缺少必要的政略和战略思想培育。这种从小学开始培养出的军人，与社会不发生交往，先天就不懂政治，不懂社会，迷信军事力量，满脑子只装着单纯军事观点。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陆大毕业的这帮少壮幕僚们与老一辈政治家不同，他们既不知“饿死”的滋味，更没有被“撑死”的经验。结果，在“爱国”的情绪下国家一步步地被他们置于后一种即被“撑死”的绝地。数十年间，日本于中国不知节制，进而化友为敌，导致中日战争爆发，而日本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被撑死……”

正是基于对日本的了解，使得蒋介石深信日本必败，而此时他认真的盯视着管明棠，随后不无认真的说道。

“哲勤，这一点上，我们的高级将领，或许在单纯军事理论上不及日本，但至少在政略和战略上却远胜于日本，”

话声稍沉，蒋介石又继续说道。

“民族的清醒认识，往往产生于其被压迫的民族身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被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打醒”的政治家、战略家。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因而最懂得节制，他们的战略目标设计都非常有限，战争手段的运用也非常节制与务实，这让日本在短短十年间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那么，哲勤，以你看来，我们现在的情况，与当年的日本有何相似之处！”

面对管明棠，蒋介石并没有提及任何谈判之论，而是从一个故事说起，而这个故事却让管明棠沉默了下来，好一会，他才说回答道。

“我国与日俄战争时的日本相同，在经济上，中国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军事上，我国在短期内亦没有完胜日本的可能。”

一番评断后，管明棠抬起头直视着蒋介石说道。

“目前的日本政府与军部充斥着政治短视和无知，不懂得军事要服从服务于政治，不懂得战略目标必须与国家实力相一致，不懂得战略扩张不能超过国力支撑的极限，而，这恰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但是……”

在委员长的欣慰点头中，管明棠的话峰却又一转。

“日俄战争时，日俄两国是于我国之东北作战，如俄据日本北海道，日本亦可能答应与其分割势力范围吗？所以，这亦是我国之现在与当年之日本的不同之处，因此，若以日俄旧事相论于今日之中国，以明棠看来，显无恰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