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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报业十分繁荣，广府十四县中，除了从化县、增城县等少数几个县外，其他各县都出现了报纸，但在以九龙为中心，包括赤湾、蛇口在内的九龙港区，却是最活跃的。

最大的一个原因，除了这里经济最为发达，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靠近香港，那些办在香港的报纸，时至今日，在自由度上，依然超过内地的报纸，不是内地对言论进行限制，而是在香港的报纸评论员，他们在思想上的负担更小，他们是真的什么话都敢说。另外就是，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有大量的洋人居住，在香港的报纸，更容易受到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其中很多报纸其实都是洋人撰文，华人翻译的。

因此目前大明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中外新报的总部依然继续设在香港，同时另一份新派报纸也开始飞速崛起，这份报纸叫做循环日报，他甫一出现就成了盈利最好的报纸，因为他的主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笔杆子，早在自己办报之前，就已经是著名的评论员了。

此人名叫王韬。

如果说中国有类似日本的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的话，前有魏源，后就要推这个王韬了。

此人不是广东人，而是苏州人，而且还是一个小才子，十八岁县考拿到第一成为秀才，但之后屡次不第，对科举大失所望。四年后跟随父亲来到上海。他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在上海开馆教书，认识了一些洋人。介绍王韬进入洋人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

墨海书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因为他主持翻译了许多西方的科学书籍，重要的有代数学，微积分，植物学等，也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历史书籍，对介绍西方人文很有贡献。

王韬尽管只是一个年轻的秀才，但是对于洋人来说，也是如获至宝，他们很难找到中国有身份的读书人，更别说这种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了。因此他们的洋文翻译就马上跟王韬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

王韬在墨海书馆一直工作了十三年之久，从1849年到1862年才离开上海，因为这年他匿名给占领苏州的太平军李秀成献策，建议他跟洋人结盟，学习洋人的先进管理，结果被清廷发现，他不得不逃亡香港。

在香港王韬继续帮教会翻译书籍，给报纸华字日报担任主笔。因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洋人在一起工作，所以他往往能用更现代的观念阐述问题，而他本身又接受过传统教育，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文笔也很不错，所以他的文章角度独到，很有市场。

真正让王韬成名的，是从1867年开始，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去欧洲游历了一番。他先后到访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开罗，意大利、法国，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

他本就是一个很了解洋人思想的人，因此他的游历十分有收获，而且本人又喜欢记笔记，王韬在英国游历了两年，用华丽的辞藻留下了丰富的游览笔记，这都成为他后来写作的素材和思想的祭奠。

他还受邀前往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做过演讲。

他在1870年回国，继续给华字日报当主笔，同时开始整理在欧洲的见闻，编译了法国历史著作《法国志略》，又因这一年普鲁士击败法国，引起世界轰动，王韬开始撰写《普法战纪》一文，在华字日报上连载，并得到申报的转载。

1873年，英华书院的主持理雅各回国，作为好友的王韬买下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办起了自己的报纸，起名循环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他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

他不但文字好，长久的翻译经验，让他的文字既有中文的美感，又有西方文体的严谨，而且视角独特。同时他广博的见闻，让他经常能够旁征博引，跟别人的评论不同，他不但能过提出批评，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能说出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英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之类的答案。

王韬的评论，在此时的中国，当属一绝，比申报的评论更加透彻和平易近人，因此影响力更大，后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即便是当世，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在1875年，就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可以说是中国呼吁变法第一人。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崇尚模仿德国，因此对王韬的普法战纪十分关心，这本书从报纸上摘录下来，刊发出21万字的单行本，在日本卖了好几万册，也让王韬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后来更是应日本人之邀请，访问日本。

李鸿章也知道王韬这个人，认为他“不世英才，胸罗万有”赞誉有加，可惜王韬没接受李鸿章的招纳，但李鸿章却为他活动，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让他晚年得以回到大陆。

最不喜欢王韬的人，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员了，因为王韬在香港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

可朱敬伦却非常喜欢读王韬的文章，但他却没有干预这个人的成长路径，没有采纳某些官员的举荐，聘请王韬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为朱敬伦觉得，王韬这样的人，他们最好的舞台，还是通过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去启蒙广大的民众，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朱敬伦甚至不无担忧的想，想王韬、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真的让他们当了官，弄不好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沦落成为嘴炮党了，那样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王韬当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启蒙思想家之一，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韬，在中国没有起到一个福泽谕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极个别像李鸿章这样的老道政客外，权力阶层对他们的思想不感兴趣。

这是中国由于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个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但是却有一大群申报编辑和王韬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通过某一本书对整个民族进行启蒙，却通过报纸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通过报纸让他们的现代意识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福泽谕吉那种人物，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文无第一的传统，儒道里很难形成福泽谕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国藩这种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时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启蒙书籍，在中国反响平淡，传到日本却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中国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却很喜欢将外来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较高的地位。

这不能单纯的将中国人批评为麻木不仁，主要还是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民族，对待文化的不同习惯使然，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创造文化，然后输送到四邻，日本习惯了从外面吸收文化化为己用。

这种不同的民族习惯，是近代史上满清和日本变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体的因素，则一目了然，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日本同样也遇到了，中国遇到的变革阻碍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泽谕吉就在74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变革的困难。

他说：“日本的形势确实艰难。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国内消除狂妄。如先考虑内部事务，就不能有助解决外部事务；如处理外部事务，国内的混蛋就会蠢蠢欲动，如顾此思彼则将一事无成。事情虽如此艰难，但也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同样遇到有国内混蛋扯后腿，但日本人显然更务实，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抱着这种，尽管困难很多，不管怎么做都有人扯后腿的现状，依然坚持必须做事的态度，日本最后成功了。

满清失败就在于，政府最上层经营，为了改革不断的进行争辩，争辩未必是什么坏事，理越辨越明，可问题是他们只是一个劲的争论。革新派和守旧派争执了几十年，但是争论归争论，就是没人去行动，一切只局限于空谈。真正塌实肯干的，就只有地方上几个大臣搞的洋务运动，还不得不搞的小心翼翼，无法得到举国的支持，最后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中功亏一篑！

朱敬伦很庆幸，尽管大明作为中国这个文明中心的一部分，大明的国民也跟满清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文化总是抱有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些年对于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批评就没有断过，可是在朱敬伦的强行推动下，不但他始终坚持做事，而且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通过派遣官员出国留学访问，通过他们在国内跟外国人接触，通过切实的官府变革让他们感到便利，已经影响到了一大批官员，至少是陈芝廷等这批官员，尽管在文化上还没有放下优越感，但是已经不排斥西方的管理制度，甚至已经开始主动的，有意识的去推动西方管理方法了。

可以说大明虽然也有很多的积弊，没有彻底解决官员贪腐问题，没有解决官场人情问题，更没有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可是有一点朱敬伦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至少在大明高层，从朱敬伦到六部，甚至到府一级官员，都是一群做实事的掌权者。

这就早就了现在这种，从皇帝到官员都在做事，其中最大的原因，主要朱敬伦这个皇帝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且确信自己这么做之后能够收到的效果。

朱敬伦很清楚，他要做的，不是亲自去办工厂，亲自去搞工业，他没有那种精力，他要做的，只是将权力始终交给这些能够转变世界观的官员手中，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他们的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种务实政客手中，而不是交给翁同和这样一批嘴炮党手里让他们慢条斯理的争论个几十年。

.朱敬伦很确信，只要他坚持这种做法，哪怕文化自豪感强烈的中国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转变的速度慢一些，甚至始终无法转变，而是诞生出一种新的中西兼容的文化，那么至少在经济、军事上，大明绝对不至于落后。

因为只要这些肯干事实的官员掌握权力，他们势必会引进西方社会中最好的那部分，会鼓励兴办工业，鼓励工商业发展，那么大明不管行使的是什么政治制度，大明老百姓脑子装的是什么思想，工业也一定能够发展，经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这些早就在后世被证明了，中国使用自己的制度，同样能打造出一个经济强国，一个世界工厂。

朱敬伦坚信这个道理：所谓变革、革命或者维新、变法等事业的成败，最根本的标志，就是能否让资源掌握在最正确的人手里，掌握在最正确的阶层手里，简单点来说，就是能否让最有效率的人，掌握社会资源，决定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具体在这个时代，就是能否让工业企业家掌握社会财富进行工业投资。

只要坚持住改革的这个核心，朱敬伦的改革就不会失败。

目前这个改革，已经在行政上起到了相当的效果，官场有贪腐的积弊，但始终能通过各种渠道曝光出来，警察系统的反腐部门，由赫德领导直接向朱敬伦负责的监察部门谏议司，这些政府机构都在发挥作用。

报纸作为民间监督机构，在新闻没有管制，有香港这个英国人管辖的地方在，报纸也无法管制的情况下，民间舆论也发挥了极大的监督作用，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官商勾结现象严重，直到二战之后十年，日本放开了新闻管制之后，大量的腐敗案集中被报道出来，大批政客被捕入狱，这才遏制住了长达数百年的贪腐现象。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较高的公务员俸禄，让官吏不需要贪腐也能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官吏始终是高收入和中产群体，没有不贪腐就过不下去的窘境，因此贪腐虽然一直存在，也始终被曝光，被打击，但却没有泛滥，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腐敗。

在税务制度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从赫德组建的海关推广到全国的税务制度，即便放在全世界，也算是较高的水准，可以说税收制度已经跟西方的税收制度没什么分别，在收税能力上，毫不输给欧美的水平。

法律上，完成了普通法的程序建设。外交上，熟练掌握了西方的外交程序。军事上，武器装备已经跟上了国际主流强国，在军事制度上正在努力的进行建设。

这一切不但让朱敬伦认定大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让大明切切实实的抢占了先机，在整个亚洲地区独领风骚，即便正在激进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也因为自身资源问题，跟大明的国势相差太远。

能威胁到大明的，只有日益逼近的洋人势力。

朱敬伦的选择是，与其被动的倍洋人夺走利益，不如主动的跟洋人合作进行开发，夺走的利益总能够夺回来，失去的时间却永远找不回来。

朱敬伦有信心在跟洋人的合作和竞争中依靠地利占据优势，但是满清不行，偏偏满清现在出让的利益，在朱敬伦眼中，早就是大明内定的利益，所以他极其不愿意看到满清一步一步出让利益给洋人。

大明没有名义也没有力量阻止洋人不断的借机在满清身上攫取利益。

朱敬伦之前采用的方法是堵，在洋人还没有得到某些利益之前，堵住他们获取利益的渠道，所以他将青岛、大连等口岸，统统要到了大明手里，就是担心将来这些具有经济战略价值的地方，被洋人强取豪夺，堵住洋人在这些地区可能的扩张。

但这种被动防御的方式，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方向，总能给洋人留下大批的空当和机会。

日本侵台事件刚刚结束，英国人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在中国内陆扩大权益的机会，英国公使馆翻译马嘉理在去云南接应打算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地区的英国探险队时，被云南当地民众打死，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马嘉理事件。

英国人如果不懂得利用这次机会在从满清身上咬一块肥肉，那就真的愧对他们身上的海盗传统了。

只是这件事也将大明牵扯了进来，英国领事馆向大明洋务司提出一项建议，由两国一起合作，修建一条穿过缅甸，将大明跟印度联系起来的铁路，英国人管这条铁路叫做“不列颠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