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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朱敬伦不由得感慨小日本随机应变的能力。

可以说日本这次入侵台湾，把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的滴水不漏。

在入侵台湾之前，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征韩的舆论氛围，出现这种氛围，首先应该怪朝鲜给了日本理由。

讨幕运动成功之后，日本宣布建立天皇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接着开始维新运动，废除旧时代幕府的对外关系，一方面跟西方各国包括大明等找上门的国家签订了贸易条约，接着主动出击派使者到北亰和平壤要跟满清和朝鲜两国签订新的条约。

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被派前往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签订了《清日修好条规》及《清日通商章程》，期间同样发生了礼仪之争，清廷要求日本使者三拜九叩，副岛种臣坚持认为他是外国的特使，不是皇帝的臣属，只作三揖。最后因在天津教案上露了一手后，被认为擅长洋务而被清廷委托处理洋务的李鸿章觉得这不是个事，他是一个务实的人，所以最后就随了日本人的愿望。

但是日本到朝鲜的外交活动，却出现了挫折。明末日本在朝鲜跟大明軍队打过一仗后，丰臣秀吉被打退，明白了日本的国力还无法染指大陆，之后主政的德川幕府始终采取了友好态度。朝鲜几乎是唯一跟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日本称之为通信国。两国官方定期通信，交换态度。

不过之前跟朝鲜的通信交流，德川幕府委托给了对马岛的大名处理。对马藩在朝鲜设置了固定的机构，命名为草梁倭馆。通过这个草梁倭馆向朝鲜传达日本国书，进行双边贸易。

可是之前，不管是德川幕府还是对马藩，都绕过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天皇的问题。但现在日本人宣布政权归于天皇了，所以他们开始使用天皇的名义给朝鲜传递了国书，满清那边都不怎么在乎，朝鲜人却怎么都无法接受。

因为国书中多次出现了皇国、皇帝等词汇，这让朝鲜完全无法接受。朝鲜国王都不能自称皇帝，品级上只相当与满清的郡王，现在好了，日本人在国书中强调他们的国王是皇帝，这让朝鲜如何自处？接受吧，好像承认了日本天皇也是皇帝，那么朝鲜无形中就低了一辈。给日本人回信怎么办，朝鲜国王可不敢自称皇帝，称郡王的话，还不够丢人的。

所以朝鲜人拒绝接受这份国书，草梁倭馆的接待官称病不见日本使者。

日本跟朝鲜通信三百年，因此中断了联系的话，对日本外交来说是一个大失败，日本人其实很积极，他们决定绕过草梁倭馆，直接找朝鲜地方政府。派员至东莱府，与府使郑显德直接交涉。最后日本派差使相良正树，馆守深见正景率领馆员、通译、使用人数十人，于1872年7月1日由倭馆出发徒步前往东莱府，但草梁倭馆训导官安东晙用尽种种手段阻止，并妨碍相良等前往，此事后来被日本称之为“馆倭拦出”事件。成为引起日本后来侵朝的导火线。

馆倭拦出事件爆发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明治维新之后没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大批日本武士立刻就叫喊起要征服朝鲜，民间成立了征韩党等组织，积极推动政府发动征韩战争。

日本人幸运的就是，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政权始终把持在一批精英手中，他们始终能够采用谨慎的态度对待战争。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先跟各方接触，比如副岛种臣出访北亰期间，名义上是跟清廷建立外交关系，最大的目的还是询问清廷对朝鲜的态度问题。

可惜的是，总理衙门中的官僚告诉日本人说，朝鲜虽然说大清的属国，但是大清向来不干涉朝鲜国政，双方不过是礼尚往来。

日本人很清楚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是什么性质，他们就是要让清廷说出来他们管不了朝鲜的事。

同样他们也让清廷的官员说出了他们管不了台湾的事情。

就是在这次出使中，副岛种臣第一次提到了台湾问题，起因是两年前1871年，有两艘琉球商船漂流到了台湾，一艘飘到了清政府实际管辖的地域，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良好救助，一艘漂流到了生番界内，结果被牡丹社的土著给杀人掠货了，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日本提出要求清政府惩罚生番，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表示：台湾之“生番”为中国政教政令所不及，是化外之民。日本人表示，“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日本人摸清了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宗主国满清不会直接干涉的态度。接着他们开始了解洋人的态度。

日本人此时最了解的洋人，一个是最早跟日本签订外交条约的俄国，两国瓜分了库页岛，另一个就是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所以这两国的态度是重中之重。

副岛种臣就朝鲜和台湾问题获得美国公使镂斐迪的谅解，还得到俄使布策对日本的征韩不加干涉的保证。这个俄国使者，曾经在日本担任公使，跟副岛种臣私人关系很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副岛种臣从北亰离开的时候，直接委托布策公使代理日本在华的外交事务。

日本人之后还摸清，英法等国普遍比较同情日本，这些洋人不懂得东方的宗藩体系，也很烦东方式的礼仪，日本偏偏是采用西方外交习惯跟朝鲜接触的，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则打着保护琉球属民的旗号，因此各国都比较认可日本。

日本做的足够好，所以他弄清楚无论在哪个方向发兵，都不会受到洋人的干涉。

日本外交上的这股灵巧劲，仿佛天生的一般，不得不让人叹服。

做到这里，他们欠缺的就是做决定的人回来了。做决定的人此时不在国内，而是出国访问去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外交代表团，从1871年开始环球航行，其中包括了日本一半的高级官员，而且绝对不是充数的，是真正的一批决策者，其中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使节团出访之前，跟留守国内的西乡隆盛等高级官员约定过，一切军国大事必须等世界谈出访回国后在决定。

日本使节团在欧美游历了两年，仔细考察了欧美的社会风情、政治制度，军事力量和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大大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当他们回来后发现，国内的事情，国内的官员已经做完了一切铺垫，就等着他们做决定了。副岛种臣这种人还只是留守国内的官员，还不是出国见过市面的官员，所作所为就已经如此符合西方观念，不得不让人称奇。

但是国内留守的西乡隆盛等人主张的其实是征讨朝鲜，他们对台湾的兴趣不大，但出访官员们却不同意，他们认为不是时候，征讨朝鲜必须在日本国力强盛之后进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征韩论其实并不是西乡隆盛最早提出，而是使节团中的木户孝允提出的，但是出国转了一圈之后，他回国就开始反对征韩，显然在国外的游历对他思想的改变非常大。

不打仗，国内一大批失去了俸禄的武士如何安抚？这时候他们把目光盯在了台湾身上，反正清廷表示他们管不了台湾的生番，那么日本就出面管一管，正好给那些武士提供了用兵的地方。

之后日本人四处活动，得到了美国甚至是英国的支持后，租用了英美两国军舰各一艘，载着3600名武士登上了台湾的海岸，很快就跟当地的牡丹社土著发生了冲突。日本人势如破竹的将牡丹社打的大败，很快就得到附近其他藩社的臣服，联合起来将牡丹社赶尽杀绝。

这个牡丹社很有意思，说野蛮一点都不冤枉他们，野蛮也就罢了，而且极度的不明智。他们的上任首领叫做卓杞笃，他是包括牡丹社在内的台南琅峤十八社总头目。清廷台湾总兵刘明灯要求卓杞笃与之会面商量汉人与“蕃人”之间事务时，自高自大的卓杞笃说：“中国人是女人，我看不起他们，我会派我的女儿去跟他们谈。”后来卓杞笃真的派遣他两个女儿过去。不过这个蠢货在日本登陆的前一年，因为酗酒过度而死，否则他倒是能评价一下，日本人是不是女人。

这种文明程度的土著，显然不可能是日本人的对手，不提日本已经装备了火枪大炮，即便是手持武士刀，这些土著人也不可能是训练有素的武士的对手，因此日本很轻易就征服了琅峤一带的土著，至于杀害了琉球人的牡丹社被日本人夷为平地。

这时候清政府觉得事态严重了。

历史上，也是直到日本出兵台湾，清廷才开始重视日本这个国家。也才开始重视台湾这块地方。但历史上，因为西北回人的问题，清廷无力开战，最后破财免灾给了日本一笔赔款，了解了此事。现在，清廷更没有余力干涉台湾问题。

可是朱敬伦可不想再让李鸿章那个蠢货给日本人几十万两银子了，不是觉得丢人，而是他不想因此而激发日本人的野心，对于日本这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地方，朱敬伦没有兴趣，他只希望日本人永生永世安安心心窝在海岛上做岛民。

所以他觉得有必要介入进来，及早打断日本人四处侵略的爪子，得让他们明白，随便伸手是会痛的！

朱敬伦马上召见洋务司官员，以及提醒朱敬伦注意此时的赫德，朱敬伦召见官员，往往就意味着他要亲自干涉某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