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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第一二次鴉片战争的人往往会感觉到咸丰皇帝有时候像神经病一样，好像人格分裂，时而强硬，时而软弱，最后还逃跑了。

事实上咸丰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他所有的决策，都是经过大臣合议的，他表现出来的精神分裂，其实是满清朝廷的精神分裂。

始终有一批人在怂恿皇帝要开战，这些人往往都是御史言官，既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外交经验，更没有军事经验，但是一个个出口成章。

至少有两个御史，一个是薛淑堂，战前告诉皇帝，和有十害，战有五利，比如说洋人劳师远征，万里裹粮，官军则以逸待劳就地就食；洋人中的真夷人少，假夷人多，还雇佣了一些潮涌（香港苦力），而官军十万之众投鞭断流；还说夷人就是船坚炮利，一旦上岸，不可能是八旗铁骑的对手。

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办外交的老大臣桂良始终在劝和，劝说皇帝让洋人进京谈判，皇帝斥责说在SH都谈不好，还敢放洋人进京，洋人坚持进京肯定别有图谋。

洋人打下大沽口，僧格林沁退守通州之后，洋人坚持要占领塘沽和TJ否则之前绝对不停止军事行动，僧格林沁已经向皇帝建言，让他巡狩木兰围场。结果咸丰让人准备车辆，引起了BJ富人恐慌集体逃亡。不得已咸丰贴出告示，表示他不是要巡狩，正打仗呢，他只有亲征的份儿，哪有巡狩的心情。

大臣当然反对咸丰亲征，咸丰自己也没这个胆子。

怕洋人进了TJ还要进BJ咸丰催促桂良等钦差，急赶慢赶赶去TJ就在TJ谈判，目的是堵住洋人进京的口实。

可就在这时候，依然有人给皇帝出馊主意。

工科给事中何璟上书：夷人一直叫唤着要带兵进京，真叫他们带兵进京，他们敢来吗？不必阻其前来，让僧王在路上设伏，没经咱同意，真来了，咱就打他们。若经桂良同意来了，也可以让僧王在路上截杀他们。

桂良不能失信，但是僧王负有领兵守土之责，他可以不讲信用，半路截杀啊。遥想战国年代，楚襄王遣子良割地于齐，而使昭常守之。齐使至受地，昭常以守土自任，矫楚王之命以拒齐。夫大将在外，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可以不听中央指挥瞎干嘛，弱小的诸候国都敢这样干，何况咱天朝乎？

中国历史太长了，长到有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历史依据，而且还都能得到认可，有忠诚良将会被歌颂，有乱臣贼子也会被歌颂，这种自相矛盾的典故积累的多了，慢慢也就没有绝对的对错，也就没有原则了。

这种不守信也能找出一大堆理由，但同样的，信守诺言的典故也是汗牛充栋，关键就在于当事人想守信还是想违约。

总之何景一番大道理说的天花乱坠，皇帝还真信了。原来这个皇帝不是人格分裂，不是精神失常，而是没有主见，太容易人云亦云了。

另外执政能力确实太差，找大人商议没错，可问题是该找谁商议，商议外交事务，不找桂良这样的懂行的，竟听一些书生的言论，不死才怪。

此时桂良在TJ使出了拖字诀，英法两国提出任何要求，他最后都推诿到他没有权限，得让皇帝定夺，结果英法郁闷了，问他不是全权代表吗，桂良说他代表不来，结果两国不跟桂良谈了，要继续往通州去。

僧格林沁在通州主持，英国人此时以为把清廷吓住了，公使普鲁斯态度蛮横，结果跟僧格林沁谈的不对付，拍桌子就走了，这让僧格林沁觉得很没面子，这个蒙古亲王可不是柏贵，从小大到横行惯了，从来是他拍别人的桌子，还没被人拍过桌子呢，这一恼火，就想到皇帝让他捉拿公使的话，他真的派兵把公使普鲁斯，翻译威妥玛以及一些记者之类的人全都抓了起来。

他不知道他的行为在西方外交观念中有多么恶劣，付出的代价是最后皇帝家的圆明园被烧了。

此时在明城，朱敬伦的大军已经围城半个多月了，这小城还真是坚固，轰了半个月才终于被轰破，三面合围，围三阙一，从北门主攻，倒是轻易就攻进了城内，可却发现客家团勇竟然跟他们打起了巷战。

巷战是最残酷，但也是最锻炼人的。

最关键的是朱敬伦没有退路，在土客械斗中，他必须始终表现出一种强硬和坚决的态度，坚jue维护乡约，甚至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去维护乡约，这样才能让大家都信乡约，才能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保护他们的玩意，最后才会遵守他，械斗才真正能平息下来。

瑞典顾问团不断的制定战术，他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欧洲这个时代的战争，带着一种傻乎乎的骑士作风，就是排成一排大家相互排队枪毙，往往都是在野战，很少发生这种城市巷战。

所以欧洲人的战术始终都显得很笨拙，欧洲战争史中很少有那种出奇制胜的案例，即便是以少胜多的案例，也都是靠着勇气，而不是靠着智谋或者取巧。

但智谋更像是赌博，靠勇气作战，才是正路。兵书也说以正合以奇胜，大军作战大多数还是讲一个堂堂正正的。只是文人太缺乏勇气了，所以总想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其实不过是小聪明，最后往往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瑞典人制定的作战方式也很笨拙，那就是分兵入城，逐街逐巷甚至逐个屋子的清剿，步步推进，说起来简单，但是制定的计划中，应用更多的是几何学知识，选择什么路线推进，始终能够保证后路。

一直用了十天时间，才终于彻底的攻占了这座城，期间打死客勇五百多人，打伤一千多人，全都带走救治。

此战过后，朱敬伦的名气陡然崇高起来，因为他是以客家团勇违约为名义开战的，大家看到了他维护乡约的决心。

当然朱敬伦始终是打着“代两广总督抚土客两家”的名义，此时也让两家看到了官府的决心，毕竟柏贵绝对够代表广東官府了。

而在这之前，土客双方都是不怎么鸟官府的，他们的争斗中，屡次误伤到官兵，尤其是客家人，行动上更是毫无约束，早在械斗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那扶万顷洋的客家乡勇，与恩平、开平的客家人联合行动，焚掠那扶29村，打伤那扶营总司杨兆梦及兵丁12名。

后来发展到客家乡勇平白无故攻打县城，俘虏官员的情况，导致清军认定客家团勇已经变成了客匪，下大力气，调来了湘军剿灭他们。

总之，在朱敬伦之前，土客双方眼里，官府都是毫无威信的，但这一次不一样了，上万乡勇守城，付出伤亡两千的代价，依然被打着总督抚民旗号的XA县勇镇压，这一次他们看到了官府的决心，也就感受到了官府的意志，从而感觉到了官府的威严感。

此时其他县的土人并没有停止进攻的步伐。

械斗了这么多年，大家早都找到了各自的组织。

最强大的势力有，XN县土人在大地主李维屏、陈郁良的组织下，在上泽设立均和局、于冲蒌设立升平局、于海宴设立捷胜局，编练壮丁备斗，并且跟阳江局联合，成立了指挥全局的宁阳局，手下乡勇数万。

开平县则由居香港的富商谭才，从香港购买洋枪，联合其他士绅成立万全局，从外地招募数千人，又与都斛士绅成立伟烈堂，招募外县流民数百，另有失地土人有3000余人。

客家人则由武举人钟大镛、余济富等发起团练，在那扶、深井纠伙立寨，编练壮丁，并联合大龙湾、河州、小旗山及曹冲、大隆洞、那琴等地客家人，也有客家秀才汤恩长等设立的福同团3000余人，势力也相当雄厚。

在鹤山、新宁、开平等地纷纷立约之后，这些势力暂时偃旗息鼓，停止械斗，加上看到朱敬伦维护乡约的决心，暂时没有挑战的想法。

但是这些人中，有些人并不完全是为了自保，比如谭才，他采购枪支，联合士绅，组建团练，是有条件的，周边村落都会给他保险费，同时占领的客家人土地，也会按比例划到他的名下，可以说这货就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是在发械斗财。

所以开平一带的乡绅和宗族，看到可以立约从此不再打了，也就不用给谭才这样的武装缴纳昂贵的保护费，谭才一时就断了财路。

可是恩平的客家人立约的还少，于是谭才就带领他的手下，打进了恩平，另一边宁阳局的人也受到邀请，从阳江出发攻打恩平，一时间，几路因为乡约而暂时抽出力量的土人武装齐聚恩平。

恩平是爆发大规模械斗最多的地区，大概因为这里出于土人跟客籍势力都容易抵达的地方，因此常常发生以县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群体械斗，咸丰六年五月的时候，在恩平松柏山的土客3县会斗，一次死亡就达2000余人。六月深井大门的械斗，死亡1600余人。九月，大湖山械斗，死亡1600余人。十一月，彭蟹塘械斗，纵火烧村，烟焰蔽天，死亡2000余人。

这一次，土人武装又熟门熟路的摸到了恩平，多路进攻，客家团勇抵挡不住，这时候他们派出头目，拉上保人，找到方山，希望方山主持他们立约。

但是在汇报朱敬伦后，方山严词拒绝了他们。

朱敬伦通过方山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自己相互商议立约，新安抚民县勇只管保证乡约，不干涉械斗。

得让这些人吃点教训，占便宜的时候，死活都不肯吐出嘴里的食儿，等到打不过了，跑来说立约了。

真答应了他们，可就又把土人给惹恼了，朱敬伦权衡之下认为，必须保证自己仲裁者的身份和权威，那就必须不偏不倚，做到公正。

偏袒任何一方，最后都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