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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也是洋务派，李鸿章的心腹，他当了山东巡抚一年来，还是办了许多洋务派该办的事情的，比如原先袁世凯做的山东大学一事，周馥也给办了。

周馥同样是用文会书院的班底，组建了一所新的大学，聘请了几个美国教师，上个月已经完成了第一批学生，一百人的规模，这第一批学员，基本上都是经人推荐，其中有周馥的子侄，袁世凯的子侄等人。还有各地洋务派官员推荐的学生，许多都是旧书生，基本上都有一个秀才功名在身的。

很显然这所山东大学带着浓浓的洋务派味道，准确来讲，是淮派体系。

很显然将来从这所大学出去的学生，也将一个个走向仕途，接过周馥、袁世凯的枪，继续向前冲。

除了这所大学，周馥还筹办了十所小学，和一个预科学校。小学不用说了，就是小学，预科学校呢，其实就是帮旧文人学习科技知识，让他们能够达到大学的学习能力，然后升入大学。

所以这个预科可以说就是后世的高中，但是跟高中不同的是，预科毕业可不用高考，直接进入大学的。当然预科也是要考试的，自己进行考试，通过之后才能进入大学学习。因此这个有点后世自主招生的意思在里面。其实这都是学习盛宣怀的，盛宣怀在南洋公学也搞的是这一套，在没有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备教育体系的时候，你也只能这么搞。

至于其他的洋务派作为，周馥倒是没有了，像张之洞那样大修铁路他没有做，因为在山东修铁路，德国人比他更积极，至于建汉阳铁厂那种洋务企业，周馥则没有能力，山东不比湖广，山东在这个时代可是一个穷省，人多地少，百姓极为穷困，否则义和团也就不会率先从山东爆发了。

但是对于办企业，周馥也没有排斥的想法，他只是没钱，又不想像盛宣怀那样借洋款，因为周馥跟盛宣怀不一样，他认为借洋款是饮鸩止渴，盛宣怀就因为借了日本人的贷款，结果汉阳铁厂处处受制于日本人，自己名下的铁矿，却不能把优良矿石供应铁厂，反而全都送到日本的八幡制铁所。

盛宣怀未必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对比一下盛宣怀和周馥两人的履历就能发现这两人的不同，两人曾经都当过上海海关道，周馥当了八年，盛宣怀只当了两年，周馥死的时候，只给家里留下了价值二十万两银子的产田，而盛宣怀留下了两千多万两，据说他仅仅在海关道期间就捞了五百多万两，在上海购买了大量的地产。

有人可能还以为盛宣怀赚钱能力强，周馥是旧文人不懂得经营所致。但是在同治年间看看盛宣怀在烟台负责打捞沉没的贡船，结果只上交了一部分贡品，私扣了相当一部分。事发之后，他的谋士给他写了一个折子，上奏朝廷，说烟台民贫，希望将新打捞上来的贡品办一座益民药局，将私扣的贡品变成了刚打捞上来，没有来得及上报的。这个药局就是广仁药铺。

李鸿章评价周馥不贪财，但是能捞二十万两，不能说明他不贪财，只能说他不是很贪，同时证明他没有盛宣怀那么心黑胆肥。

盛宣怀之所以一次一次借洋款，尤其是这次粤汉铁路一事，不顾三省华商的反对，也要借美国的贷款，如果说没有好处鬼才信，日本的借款就更是这样了。后来朝廷要收回四川人手里的铁路股份，却不给四川人退款的时候，四川人兴起保路运动，盛宣怀第一时间就让军队镇压，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第一个就跑到了日本，他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

周馥没有盛宣怀那么心黑，他不想因为私利，而至国家于不利，他不肯损公肥私而已。只能说盛宣怀和周馥都是中国传统的官员，不过盛宣怀是那种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家伙，而周馥多少还有点为国为民的士大夫情怀。

杨潮始终认为，中国的士大夫精神，跟西方的贵族精神一样，都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君子如玉，这些人是真正的玉。而盛宣怀这种人物，跟儒家文化没有关系，他们是投机分子。同样的圣贤书读出来不一样的人，只能说是他们自己选的，就向马腾飞遭遇了那么多苦难，他选择看到社会对他好的，因此他是一个心里有良知的人。

至于反孔，那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之争，跟儒家本身的好坏没有关系，孔孟教人做事的原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谁他玛能看出来是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

杨潮觉得，唯一的错误在于，将儒家思想拿来治国了，这是一套修身养性，自我修养的哲学，你拿他来治国不出错才怪，所以自从秦代之后，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说道治国，那还得玩法家，虽然秦法确实严苛了些，修改法律就行了，不至于连法律运行的整个社会制度都改变啊，这是典型的矫枉过正因噎废食。

说回周馥，他不愿意借洋款敛财，但是该做的事情还得做，于是办学是他最拿手的，而且惠而不费，每年招募几百上千个学生能花多少钱？哪里有往汉阳铁厂那黑窟窿里扔的多。除了办学，他还奏请朝廷，开放了济南和周村两个商埠，周馥的目的是抵制德国人的青岛，他希望济南和周村能把青岛竞争下去。这就是后世中国海南大开发一样，是想把台湾比下去一样天真。

事实上，开放更多的商埠，德国人巴不得呢。

抱着这种思想，杨潮扩建烟台，还有修建铁路，是得到周馥大力支持的。

这次杨潮办厂，周馥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他只提了一条要求，那就是不要借洋款。

周馥告诉杨潮，借洋款就要受制于洋人，办洋务本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若是反被洋人制了，那就不如不办。

虽然这种理念杨潮很不认同，杨潮办厂的目的是工业化，后世把西方文明当做工业文明，其实根本就没有道理，工业革命前西方是个什么吊样子谁不知道，海盗到处跑还不是穷闹的，人家先工业化了，所以他们的文化也就是高等文化？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只是西方人率先抓住了工业化的机会，完成了国家向现代的华丽转身罢了。

中国人在宋末、明末未必没有这种机会，只不过错失了而已。

虽然不认同周馥的观念，但是对他的精神和人品还是很认同的，所以杨潮就一口答应，绝对不借洋款，其实他本来也没打算借的。

得到周馥支持，可以在莱芜办一座兵工厂之后，杨潮这才赶赴德国人的舞会。

让人意外的是，主持舞会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克虏伯家族成员古斯塔夫·克虏伯，这座兵工厂主要就是克虏伯和毛瑟兵工厂联合修建的，技术人员也是两家来出，但是毛瑟仅仅是派了一个工程师而已，还是就在本地施工的工程师，显然不够重视。

而克虏伯的重视，显然不在兵工厂本身，因为这座兵工厂对他们来说，利益并不算大，修建投资是德皇投资的，他们可不敢赚德皇的钱，日后运营名义上是中国政府，跟他们也没有多大关系，中国政府出的那点工人工资，无论是克虏伯还是毛瑟大概都看不上眼。

所以毛瑟的反应是正常的，就一个卑微的工程师，但是克虏伯的反应是不正常的。

当然这个古斯塔夫·克虏伯并不是克虏伯嫡系成员，他出身在荷兰一个金融家家庭，因为跟克虏伯家族的女儿结婚，从而改性克虏伯加入了克虏伯家族，但是后来他支持希特勒，将克虏伯带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也带到了末路，因此他才是老克虏伯之后最著名的克虏伯。

克虏伯家族之所以派出这么一号人物，原因当然是在兵工厂之外了，还是铁路，也不是铁路。

克虏伯并不是单纯的兵工厂，就跟后世的波音一样，并不只是生产战斗机。克虏伯的民用生产也是很发达的，甚至产量要远大于军火，毕竟军火虽然利润丰厚，可是不打仗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军火企业都是亏损状态。

克虏伯的民用主要就是生产火车零部件，他们生产的火车轮毂世界闻名，很多火车制造商都以采用克虏伯轮毂来证明自己的质量。

青岛的四方机车本是附属于胶济铁路的组装工厂，自从跟杨潮达成协议之后，按照杨潮要求，这座工厂打算直接进行生产，于是胶济铁路背后的财团，就将四方机车交给了克虏伯来经营，克虏伯又跟德国另一个著名的机车生产厂塔尔博特机车厂合作联合经营四方机车。

塔尔博特机车厂此时是德国最著名的机车厂之一，制造的火车质量优良，技术优势一直维持到高铁时代，后世的庞巴迪生产的动车就是引进的塔尔博特的技术，而庞巴迪跟后世的四方机车合作将动车引入中国，而此时塔尔博特提前投资四方机车，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丽的巧合。

因为是四方机车的大股东，所以克虏伯家族就有理由派人来中国了，毕竟四方机车接到的是一笔十吨黄金的订单。

但是订单已经完成，克虏伯也没有必要为了一笔过时的生意在跟客户沟通，因此克虏伯此行另有目的。

“什么？帮我建一座钢铁厂！”

酒会上，克虏伯借机跟杨潮一说，杨潮险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德国人会将自己的工业往外输出？

之后杨潮就明白了，德国人不是没有其他目的的，克虏伯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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