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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二八章失而复得

二人政见相近，虽然身份不同，谈得却是投机，又是多年的交情，以言语佐酒，直至夜半意犹未尽。酒巴鼾耳热之后，两人又抵足而眠，也不知到多晚才睡着。

凌晨三时时分，张端义起夜，却被魏了翁压着衣衫，听得魏了翁在那发出轻微鼾声，他不觉一笑。

原以为魏了翁如今身居高位，便是不曾忘了这些老朋友，也总得有些参知政事的官架子，却未曾想他还同年轻时一般，高兴了便大笑，谈到不高兴的事情便痛骂。

“这般脾气，竟然还能做参知政事，官家能容得下他，想来也是雅量非浅吧。”

对于大宋的这位少年天子，张端义还是打心眼里敬佩的。别的不说，至少收复失地开疆拓土这一项上，有大宋以来，便没有哪位天子比得上——太祖太宗弄个幽云十六州尚且碰了一鼻子灰呢，遑论东方那百万里的汉唐旧地！

“正夫，莫急，再喝一杯。”

魏了翁这时突然说了声，然后转过身子，张端义听得他梦里尚在劝酒，不由得又笑了起来。

乘着他转身，张端义起来，他推开门，一怀秋风扑上来与他亲热，他神清气爽，不觉长长吁了口气。

若不是半途中给魏了翁遇上，若不是魏了翁还念着旧，今日还不知会呆在哪儿。

更重要的是，不知道明日该如何安排。

他现今下定了决心，既然魏了翁待他如旧，那么他也不会矫情，自己此次来临安，若是灰溜溜回去，实在是无面目去见老妻，故此哪怕是暂时寄宿于魏了翁家中，也要将那稿子再写出来，并寻人出书，这才有脸回苏州。

但次日晨，他醒来时，却发觉魏了翁早就离开了，有仆人在旁侍候，听他问起，那仆人笑道：“当今官家甚是勤政，虽然将朝会时间移后了，但是台阁枢臣却偷不得懒，老爷每日六时便要起来，七时便要到台阁处理政务，有吏部官员每日时检查，便是崔与之相公，要是迟来了也要罚俸记过。”

这点张端义倒不陌生，苏州的官吏们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不曾想魏了翁贵为参政，也要受此限制。那仆人在临安居住得久了，惯是会察言观色的，末了又补充了一句：“当今官家也是如此，除非每七日一休沐，否则七时准时至博雅楼批示公文。”

天下政务何其多也，赵与莒便是如此勤奋，每天能批示的公文数量也是有限，为了更快地处置政务，他在博雅楼学士的基础上，另设有博雅楼侍学士，对外只说是一批博雅楼学士的助手，实际上却是设了一些由中青年官吏充任的皇帝秘书长，辅助他处置公文。这个侍学士品秩低微，没有任何实权，加上又有外朝制约，故此赵与莒并不怕他们弄政擅权。

等日后博雅楼学士逐渐从现在的朝堂手中接过权力后，这批年轻的官员凭借他们的经验与冲劲，将会派上大用场。

魏了翁的午饭也是在官署吃的， 身为主管财政民事的参知政事，他的公务非常繁忙，莫说中午，便是夜晚也是常常要加班的。

待得晚间回来时，张端义便豁下颜面，说起自己被盗走书稿之事，魏了翁听得微微一笑，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册书稿，交到了张端义的手中：“正夫兄，可是这一本？”

张端义目瞪口呆，这正是他遗失的那本手稿！

“昨日听得正夫说失了财物，便寻了霍重城问——此人乃是天子近臣，在职方司任职，他与临安三教九流人士都有交情，又掌握着秘谍，替正夫兄寻回失物，也不过是三五个钟点的事情。”魏了翁笑道：“正夫兄其实错了，当初在车站失了东西，立刻便应该去车站巡检房报案才是。”

张端义除了点头之外，再无别的话说，他自市井最低层走来，见惯了胥吏的嘴脸，俗话说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即使赵与莒革新之后，这些陈规陋习的影响仍然巨大，所以张端义能不与官府打交道，便尽可能不与官府打交道。

“车站处人流太多，小偷捕不胜捕，不过亡羊补牢，总胜过没有任何举措。”谈到这里，魏了翁又有些赧然：“年轻时与正夫兄指点江山，只说这天下邪气歪风，只须你我执掌权柄，必可一鼓而荡之，但如今才知道，这邪气歪风，并不是因为一个人两个人能变动得了的。”

魏了翁此语实是有感而发，上半年时发生在河东行省的事情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河东行省、京西行省的土豪、劣绅、士大夫、胥吏、流氓，几乎勾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煤产业链，土豪负责在自己的家乡开煤窑，士大夫提供保护，胥吏大开方便之门，而流氓则为他们掳骗劳力，再将这些劳力投到那黑洞洞的煤矿中去。若是按着魏了翁张端义年轻时的性子，只觉得有一个清官到任，借着天子的威权，或杀或逐，自然是海宴河清天下太平。但实际上，这些勾结在一起势力是如此盘根错节，当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便是清理了这一批，若不能在制度上形成约束，下一批又会很快地出现。

“正是，往常我以为孟子性善为天道，如今却觉得荀子性恶方为天道。便是我自家，见着他人富贵，免不了想取而代之。”张端义凛然道：“况且这如今，天子重工商，虽是为着民生考量，却也放出了一头饿虎，这饿虎食人不吐骨头，凶残之至，凶残之至！”

他后面这番话，说得魏了翁一愣：“正夫何出此言？”

“华父兄见了我的书便知道……”张端义长叹息了一声。

魏了翁政务繁忙，张端义之文，他却废了政事，花上一天时间将之看完。初看时他也很为其文辞之粗陋而感觉不妥，以张端义的水准，原不该写出这样浅白的东西来，但后来再仔细推敲，此文恰恰是写给那些在夜校中粗通文字的工人们看的，口语化正是应当，若是弄得文辞灿然，反而是不美。最重要的是，在张端义文中，那些纺织女工的境地非常惨，完全与魏了翁在临安城中看到的不同。

她们收入多了，眼界也高了，对原先束缚在她们身上的东西，便有些反抗的意思。可是那些束缚着她们的力量，不仅仅不放过她们，而且还与那些工厂主们勾结起来。

她们依旧处在多重的压榨之下，而且比起之前，她们头顶上还多了一座山。

但让魏了翁难过的并不是这些——他再如何开明，却仍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虽然同情那些女工的遭遇，却也只是同情罢了，他看到的，是这些女工和她们身边男工一般，被那些私人工厂主的残酷压榨。

在赵与莒控制的工厂之中，对于工人都有一定的保障，比如说各种福利措施，可随着工业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私人开办自己的工厂，激烈的竞争之中，工人的权益成了工厂主们首先削减的。比如说，怀孕女工即使是七八个月的时候，也得挺着大肚子上工，在生孩子过后一个月内，也必须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否则便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岗位。

男工人同样日子不好过，没有休息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可能要超过十四个小时——自从汽灯发明之后，夜间工作就成了可能。而他们的薪水却日渐微薄，许多私人工厂里的工人，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收入，尚不及在赵与莒背后控制的工厂里一天八个小时的收入。

私人工厂主们靠着这种极残酷的剥削方式，来与赵与莒控制的那些工厂进行竞争。原先赵与莒希望通过竞争推动私人厂主们进行技术革新，可是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首先考虑的降低成本的措施还是剥削工人，或者降低工人工资，或者延长劳动时间。

“长此以往，必生事端。”

放下手中的茶，魏了翁举目看了赵与莒一眼，却在天子面上没有发现任何意外或者喜怒之色，赵与莒正专注地看着张端义的手稿，眉头偶尔会挑上一挑。

这份手稿的出现，实在是出乎赵与莒意料。

“陛下？”见赵与莒看得专注，魏了翁低唤了一声，赵与莒摆了摆手，示意他安静，继续向下看过去。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部小说手稿才不过六万余字，算不得什么鸿篇巨作，但它是白话文写的，这一点比起其内容更让赵与莒心动。华丽的辞章与晦涩的典故，使得知识向来是掌握在少数精英阶层手中的神秘的东西，而白话文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张端义用白话文写这部小说，究竟是出于他这个人的本意，还只是偶然？

在这之后，才是对其内容的思考。赵与莒如今已经当了八年多近九年的皇帝，他现在考虑问题，并不象初登大宝时那般，他发现自己的心思，也变得越来越有些“残忍”起来。比如说那些工人的境地，赵与莒发觉，自己就不如以前会立刻暴怒。

这看在魏了翁眼中，却成了天子涵养越来越好，喜怒不动于颜色，变得深不可测了。

“这个张端义倒是个趣人，竟然写出这般一篇文章来……朕想见见他，魏卿能否替朕安排？”

听得赵与莒有意见张端义，魏了翁心中一喜，他将张端义的手稿借来，原本就是作为一块敲门砖，想将张端义举荐给赵与莒。他立刻道：“此人正在臣家中，若是陛下要见他，现在便可召来。”

“写得出这般文者，朕遣人去召，只怕会天子呼来不上船呢。”赵与莒轻轻拍了拍桌子：“不过试试也好，便是不成，也可以成就他一番声名……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这声名也是有用的。”

就象赵与莒说的那一样，他召张端义来，张端义却拒不入朝。赵与莒也不强迫，一召便罢，倒是魏了翁心中暗暗佩服。

他当参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张端义就在苏州，而且凭借他两人的交情和张端义的学识，只要张端义求上门来，他便会为张端义安插一个职司。但这么长的时间里，张端义哪怕沦落到依靠老妻在工厂中做工为生的地步，却也不曾来寻他，证明此人的心思已经不在仕途了。

张端义有更大的理想，从与魏了翁的谈话之中，他对于赵与莒有了更直接的认识，这样一位虚怀若谷目光深远的天子，对于他小小的不敬只会一笑置之，甚至还会有意为他邀名。

果然，赵与莒不但没有怪罪，为全其名，还亲笔给他的书稿取了一个名字，叫作《铁屋》，并令魏了翁为之作序，交与《大宋时代周刊》发表，并在连载完成之后，还令商务书局以单行本方式发行。

这原是本不大讨好的书，可经过一番宣扬之后，却于儒林间掀起喧然大波，尽管天子亲自赐名，可是最初时还是批评如潮。对于其内容，儒林倒未有什么反对之声，都以为这是揭破商贾“重利轻义”的面皮，但对于其用白话文写作的方式，儒林是咒骂声一片。

这在所难免，这些儒生本能地感觉到，在天子用智学破了儒学独霸仕途之道后，白话文小说的出现，又是天子在破他们对于舆论清议的垄断了。

大宋到现在这地步，经济乃至社会的变革都是巨大的，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文变革，故此还是一个瘸腿巨人，这是赵与莒一直以来都很担忧的事情。张端义的横空出世，让他意识到，随着大宋社会变革的深入，人文领域进行一次深刻变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与《铁屋》同时成为畅销书的，还有一些翻译来的西学诸书，诸如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作品，被编为《工具论》一书。华夏原本便有“名辨”之学，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作品，在被那些饱学大儒们与名辨之学相互参照之后，一时之间，竟然也成为这些学都们相互辩论时常用的工具。

这正是赵与莒想要的结果。随着《织厂血泪》的争论到了白热化的境地，赵与莒公开在朝堂上对于用白话文进行创作表示了肯定，并且从内库拿出一万贯钱来，设立大宋小说奖，专门奖励白话文小说创作，竟然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