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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琅用了四十年时间，先是以东印度公司这种兼具政治、经济、军事性质的公司，接着推广到铁路公司、运河公司这种较为纯粹的商业特许公司，最后允许地方批准成立地方公司，打造了一个从国际到国内再到地方的商业公司体系。让这种大型商业组织，成为中国商业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周琅半是主动探索，半是顺其自然，也算是水到渠成了。基本上这套体系，是跟中国文化相适应和相融合的。

最让周琅惊喜的是，商业公司的出现，竟然开始冲击到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社会精英依然歧视普通商人，但是他们并不歧视商业公司。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一种文化上的妥协和适应。

许多读书人、官员、大地主，不但不歧视商业公司，而且会积极购买商业公司的股票，或者债券。将其看作是一种良好的投资，这个意义非凡，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化。革命式的消灭旧精英阶层，确实能够立竿见影，可要让新精英成长起来并带领国家前进，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这次大革命确实惊心动魄，确实让人热血沸腾，让普通人十分痛快，看到一个个过去趾高气扬，骑在自己头顶的权贵被断头台砍下脑袋，欢呼的人群不计其数。

可是带来的后果，却让法国彻底失去了跟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资格，甚至让法国沦落到了欧洲二流国家，只能跟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为伍，跟英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如果中国也爆发这种大革命，清洗传统的地主阶层，官僚阶层和读书人阶层，中国付出的代价会比法国高无数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比法国更加严重，至少法国是支持商业的，重商主义早就有了根基，商人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中国除了这些精英，就是一群农民，让农民来统治国家，道理上确实光明正大，庶民取得了权力，但对庶民，却未必是好事。

以中国这样的国情，不死一亿人，别想摸清楚统治的经验和奥秘。至于付出的机会成本，恐怕是沦落一百年，甚至更长。周琅既不像付出一亿生命的代价，也不想付出沉沦的机会成本，就只能跟传统精英合作，慢慢改造他们。

周琅发现这种情况，是通过民间开始办理的报纸，他发现大多数商业公司披露的信息，都相当傲慢，完全没有传统商人阶层那种唯唯诺诺。这些公司的公文都相当官方，俨然自己是官府一样。

于是周琅开始亲自询问了不少人，发现普通人也将这些各级政府特许的商业公司，看成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组织，而不是普通商人经营的商铺，或者工匠经营的作坊。

周琅开始很惊讶，这完全不是他的初衷，这种商业股份公司，跟官府有个毛的关系，所有公司的运作，也不是官方性质的，他们跟普通商人一样纳税，除了股份制带来的有限责任之外，没有任何特权。

但也不奇怪，新事物总是要形成适应他的文化的。就好像后世很多人都将企事业单位，看作跟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性质。新事物总是要在老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这种特许公司，既不是官办的，也不是过去那种受到政府严密监控的十三行性质的商业组织，而是完全按照市场办事的企业，但因为要满足政府的层层条件，才能得到许可，因此他们有意无意的将自己定位为了一种非官办又非民间的组织。

社会精英也不认为这种所有人都可以持股的企业，是普通商人的店铺一样的性质，反而将这种自由买卖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官府之外的公共事务。他们投资这种资产不丢人，所以才有传统精英竞相购买公司股份的事情。

而这种现象，是周琅最满意的，这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型。这种转型也许没有新培养一个精英阶层那么快速，那么彻底，但他平稳。历史上没有经历革命而成功的国家，必然要经历这种传统精英的转型。英国的贵族转型为经营传统工商业的新贵族，德国贵族转型为农业和工业资本的容克地主阶层。日本的武士成功工商业企业家，都是这种转型。这三个国家也就相对平稳一些。没有法国那么动荡，更没有中国那么曲折。

不好的是，这些商业公司跟官方的关系太密切，肯定会出事。他们不是官僚资本，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依附于官僚阶层。所有的商业公司都依赖于官府的特许，特许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半是十年和十五年，所以保持跟官府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他们成功经营的根基。

好的是，由于全社会都给予股份制商业公司一种高大上的印象，让所有阶层都热衷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商人阶层挖空心思想成立股份公司，其他阶层也踊跃购买新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商业公司的发展势头很猛，商业力量在社会各种力量中增长很快。

为了让这种良好氛围继续下去，周琅发现大量官员入股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又反过来利用一些高官显贵的入股来宣传，给自己公司背书，吸引更多的资金。官员不能经商，这是后世很多国家的规定，目的是防备职务犯罪。周琅没有反对官员参与工商业投资，默认了这种现状。但是职务犯罪是一定要杜绝的，因此他开始严查各种商业公司为了拉拢官员，给予他们干股的现象，将其定性为腐敗，按照贪腐罪论处。

同时为了避免因为授权商业公司的权力集中在国家和省级官府机构，导致商业公司数量稀缺，周琅继续下放权力，规定县级官府也拥有批准成立商业公司的权力；又为了打击商业公司过于依赖政府授权，废纸了商业公司的特许权限制，只要在经营期间，没有犯罪，没有偷税漏税，那么所有的授权可以自动延期。

本来就有大把商人挤破头想组建自己的商业公司，这一次权力下放，瞬间让全国数万个县都拥有了成立商业公司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商业公司的数量。周琅还废除了垄断特权，过去一个省只能批准一个垄断性公司，比如山西矿业公司，只能有一家，别的公司就不能在山西采矿，现在则不再限制数量，政府可以授权多家公司。

这些措施都让商业公司在中国成几何倍增加，短短几年时间，新成立的商业公司数量达到了十万家以上。如此庞大的公司数量，比如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大大影响了商业公司的总体信誉，但投资者也开始更看重公司的业绩，而不再认为投资商业公司是一种稳赚不赔的买卖了。

结果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商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官方性质越来越淡。可社会风气，依然对公司比较宽容，对商人比较歧视。这无可避免，后世尚且如此，比如两个人走出去，一个说自己是开公司的，另一个说自己是开网店的，有的网店可能获利丰厚，而公司则负债累累，可大家初听之下，第一感受就是开公司的那个人很高大上，开网店的很低级。经历过改革开放，十亿人民八亿商时代的中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这个时代呢。

最近十年，通过普遍建立商业公司的办法，中国的商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了起来。

但是激烈竞争之后，许多大型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业务，规模庞大。让政府对他们都不敢小觑，比如动辄牵扯百万河工生计的运河公司，铁路公司等大公司，政府想动他们都得掂量掂量。这也算是商业开始抗衡政治的标志，也只有这种超大型公司，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力，在跟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互动中不至于过于被动。

这让周琅不由的联想到，是不是因为这种原因，政治程度比较高的东方社会，如果要进入商业社会，财阀化是不可避免的？日本、韩国都是在财阀推动下步入商业社会的。

不过这不重要，财阀式的也好，金融资本垄断式的也罢，自由商业式的也无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周琅更看重的，是随着商业的快速发展，一个因商业而获利的阶层开始出现。这个阶层极有过去的豪商大贾，也有良田千顷的地主豪族，还有俸禄丰厚的高官显贵，周琅认为，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这些人关乎自己商业改革的成败。

商鞅变法为什么成功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了，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商鞅变法打造出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王安石变法虽然跟商鞅变法一样，损害了大量旧权贵的力量，但却没能培养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商鞅变法是即打击了旧的贵族势力，又培植出了一大批因为军功受爵而获利的新权贵势力。

王安石变法损害了商人、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目的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目的十分的无私，可人是有私心的。商人不愿意接收国家强制进行收购、运销的均输法，地主不愿意接受杜绝他们通过向农民放贷而获利的青苗法，农民也不想接受有可能让他们当兵的保甲法。

王安石没有培养任何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他一心为公所以他失败了。商鞅代表的法家，坚持人性本恶，反而成功了，这不得不说是人类道德的一个挑战。就好像吃大锅饭的时候，明明只要大家都肯努力干活，不至于挨饿。但分了田之后，同样的土地上，不但交给国家的粮食比以前更多了，老百姓家的余粮也更多了，人性本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