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节 谁是农业文明之王(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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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总是被专家学者热衷于放在一起比较,可到底谁更优秀,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中国,和受中国影响的东亚国家,当然坚信中国文明更优秀,可印度人和南亚国家并不认可。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能拿出大量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优秀,双方都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取得了相当辉煌古代科技成就,人口规模也一直居于世界的前两位。印度人还向中国输出过文化,而中国却很难向印度输出文化。

周琅当然是坚信中国文明更有优势,因为中国文明更稳定,不像印度人那样,几千年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本土王朝长期存在,而且最离谱的是竟然没有完成过统一,即便是最强大的孔雀王朝时期,印度最南端的几个泰米尔国家依然独立。

印度是有发达的宗教体系,但核心宗教可能还不是本地产生的,而是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带来的。雅利安人带来的种姓制度中,恐怕当年的印度本地人是作为贱民存在的。犹如蒙古征服了中国之后,主体民族南方汉人是作为最卑贱的族群一样。中国文化中的各种学派,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极具中国传统特色,构筑了中国民族的深层精神。

撇开民族色彩观念,周琅客观认为,印度是一个长于宗教文化,而拙于政治文化的国家,长期分裂得不到统一,说明他们的政治管理水平无法管理庞大的人口,而这些人口还密集的生活在不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上。

有的学者认为印度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被异族征服,而中国却在大多数时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只有蒙古和满洲人作为异族统治了整个中国,说是因为中国人的运气,因为中国国土够大,有足够的缓冲,地理更加复杂,更便于防守,不像印度一马平川,游牧民族跨越昆都拉山口后几乎一马平川。

但这更说明印度人管理能力的不足,他们不但无法管理庞大的人口,连比中国更为简单的山川地理都无法管理。中国人可以在崇山峻岭中修建万里长城,印度人难道就不能封堵一个昆都拉山口?

另外中国古代王朝的防御,并不完全是靠险峻的山脉,江南的河渠,是阻挡北方骑兵更为有效的武器,而印度的河流比中国更复杂,却一次一次失守,而中国却在长江如此宽的范围内,多次建立了防线阻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比如第一次困守江南的东晋王朝,是靠的长江方向和江淮防线,而不是某座高山。第二次困守江南的南宋王朝,靠的同样是长江和江淮,而印度有恒河和印度河,却没有保住自己的国家。这从山川地理上来说明,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另外周琅认定,印度人没有管理长江、黄河这样大江大河的综合能力,或许有局部的水利工程,可以把井修的如同宫殿,但在治河这样的超级工程面前,印度人做的远远不够。否则他们的人口就不应该是长期比中国少,而应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远超中国。因为印度平原的耕地面积实在是比中国多的多,也容易开发的多,21世纪,中国苦苦坚守18亿亩的红线,印度作用24亿亩的降水量远超于中国的耕地,却同样无法养活本国民众。

这些判断,让周琅认为,即便中国文明跟印度文明相比,并不占优绝对的优势,但至少在政治管理能力上,远超印度,所以他选择从政治层面入手,将中国传统的农业管理方法,带入印度。

这种农业管理能力,在中国如此的普及,几乎不用费力就能找到一大堆。

别说那些执政经验丰富的地方官了,就是广东一带的普通地方乡绅,都能号召乡民修建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修建的河堤围塘,最后发展出的桑葚鱼塘,可不是政府的功劳,那是一个个宗族自己开发的。

为了避免因宗教问题带来的不信任,周琅挑选的第一批官员,都是回教信仰的官员,这些官员在中国也为数不少,当然比例上远远不如汉人,更不如满人,可总量上依然不少。这些人信仰的是回教,可读的政治书籍,同样是四书五经,治世的学问,同样是农业书籍,诸如农政全书之类的教科书读物。

周琅亲自招募了这些人员,告诉他们将去印度做官,管制待遇一应类比国内,并且叮嘱他们爱民如子之类。

周琅可不是征服者,他是去传播文明的,不是压榨财富的。只有真正带给当地人实惠,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这些人到了印度后,面对的困难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亨利皮特的不配合。亨利皮特不喜欢免除赋税这样的怀柔政策,他恨不能立刻效仿东印度公司那样,把赋税收上来,然后用收取的赋税套取印度的商品,再转售出去赚取利润。

但这些中国官员坚持要免除赋税,他们还跟当地的望族结交,因为按照他们的观念,异地当官就得跟乡土豪强打好关系,这样做什么都顺手。

当地其实也没什么豪强,跟中国家族传承的方式不同,印度的地方势力,是以包税人的身份存在的,他们不是因为掌握了土地而拥有权力,而是因为掌握了收税权而拥有权力。

东印度公司的办法是,提高这些包税商的税收额度,如果不同意的,就取消他们的包税权。通过这种方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将大量小封建主的包税权转给了一些富商,这些富商比封建主更加狠辣,压榨的方式更加高效,他们向东印度公司多交的税收最后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而且他们还能因此致富。由于这些包税商的权力来源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很快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基层的可靠爪牙。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话来说,是培植起了一个地主阶级,作为殖民政权的支柱。

亨利皮特打算效仿英国东印度公司,提高包税额度,将包税权授权给富商,在借新扶持起来的这些富商,来统治殖民地;但这些中国文官反对,他们要求轻徭薄赋,并跟当地土地阶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说白了这些文官是希望通过跟旧势力分享权力,来进行统治。

结果就是,很快这些跟当地统治阶层同样信仰的文人,得到了当地传统豪强的支持,这些传统豪强甚至将这些中国文官当作他们对抗公司的后盾。

亨利皮特十分气恼,写信请求周琅把这些人调回去,周琅是个商人,他也很倾向东印度公司那一套培养新的傀儡,取代旧势力的做法,这样做确实很好,印度人怀念了英国人几辈子,可不就是有这些英国扶持的买办存在吗,同样的道理,估计香港的某些势力,也就这么回事。

可是这些中国文官的办法稳妥,还是英国人的办法能够建立更长久有效的统治呢?

最终让周琅做出决定的是,他知道英国人最后还是走了,而中国来来回回换了那么多皇帝,统治乡村的还是那些地主。英国人的统治,可以让他们养熟的狗腿子们怀念他们,歌颂他们,但不足以从文化层面留下永恒的印迹,这毕竟是强行将一个商业文明管理方式,塞进一个农耕文明中。

而周琅派去的文官,则是试图将中国的乡村模式,跟印度的土地阶层对接。

作为文明的输出,他选择支持这些人。

他回信告诉亨利皮特,不要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应该从长远考虑,如果一味效仿东印度公司的模式,也只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而无法成为出色的开创者。他鼓励亨利皮特用开创的方式超越英国东印度公司,激起亨利皮特的好胜心。

同时告诉对方,以两年为限,如果这些人对农村的管理,两年内都无法产生良好的效果的话,就召回这些人。至于由于他们减免税负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周琅将采用给中国东印度公司退税的方式来进行补贴。

得到周琅的大力支持,同时还跟当地势力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后,这些文官们开始实践他们在国内的经验。他们开始在当地编练保甲,组织团练。号召当地领主们召集农闲时期,无所事事的农民进行水利工程建设。

修复当地已经存在的老旧水利设施,新建一批新的水利设施。尽管他们主要是为了灌溉方面,可毕竟有一定的航运效应,让亨利皮特发现,比直接雇佣人进行建设成本更低,又有中国的补贴,渐渐的怨言少了起来。

文官们在印度河下游,公司控制的领土范围内,修建了大量的灌溉水渠,改善了灌溉条件。还引入了不少新作物,中国的稻种、桑蚕,鼓励农桑。在大量原本印度人无法利用的低洼土地中,推广桑葚鱼塘模式,不但提高了当地粮食产量,也增加生丝等经济作物的产出,而这些都是畅销的商品。

不到两年,当地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批喜欢亲临第一线的文官们,在当地的号召力甚至超过了过去的领主。

而这时候领主们组建的团练也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在中国軍官的训练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是时候对外扩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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