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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州县，都张榜公告，除了宣传军事胜利之外。还大量张贴一幅幅图案，上面画着传统服饰跟满清服饰的对比图，尤其是明朝发饰跟满清发誓的对比，告诉百姓什么是传统的汉人衣冠。

除了这些不带感情色彩的宣传之外，周琅能想到的，最有利的宣传工具无非就是通过戏曲等方式宣传。

大量地方戏中开始出现剃发易服时代的段子，舞台上浓妆淡抹的各路角色粉墨登场，脚下踩着一个个平民角色，手里拿着刀子，嘴里喊着，“要发还是要头”。

抹黑、讽刺前朝，是中国的传统，周琅还不算腹黑，他基本上只是在还原现实。因为实在是没有必要抹黑满清，这个异族政权，带着游牧阶段的道德水平，闯入了一个当时全世界文明程度发展最高的农业社会中来，给人带来的观念必定不好。

八旗入关跟蒙古南下，都留下了大量的跟传统道德相冲突的事件，尤其是满清的剃发易服，这是连蒙古人都没有想到的手段。

中国古人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跟夷狄的不同，服饰文化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比如左衽右衽之分，在没有纽扣的时代，系衣服用的是带子，从肩头裹下来，在腰上用带子系住。游牧民族一般左衽，汉人选择右衽。比如头发，游牧民资披头散发，满清梳辫子，汉人就发展出比较同意的发誓文化。这些基本上只有用来标志“我跟你不一样”的功能，有人认为，右衽跟左衽相比，更不方便拉弓射箭，汉人的宽袍大袖也不适合作战，过于麻烦的发誓，也不是为战斗而生的。所以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赵武灵王采用过胡服骑射政策。

这些符号可能确实不方便，但是强行去处的话，是对汉人精神的侮辱，哪怕一个人不修边幅，身上虱子很多，一股臭味，他自己可能也感觉到不舒服，可有一个人过来，按着他把他的头发剃了，把他身上刷干净，还给他喷上香水遮臭，这个人不会感到友好，反而会反感。连一个流浪汉在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像样的情况下，都不能接受别人强行改变自己，更何况汉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符号呢，所以引起了激烈的反抗。

现在周琅将这段历史重现，试图激发民族情感，可效果并不大。因为成本原因，只能局限在城市中进行，但绝大多数人是生活在乡村的，而去一个个乡村宣传，成本太高，根本不现实。另外宣传的结果只对读书人有用，只有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大字不识，没出过家门的庄稼汉，你说要恢复传统，他还以为辫子就是祖宗留下的，你敢剪他的辫子，他会跟你玩命的。而告诉他们辫子是老祖宗留下的，恰恰是那些读书人。

改变必须从知识阶层开始，农村的老夫子周琅管不着，反正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发型去杀人，留发不留头这种事多尔衮干的出来，周琅干不出来。

所以周琅只要求他政府的公职人员，必须剃发，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必须带头。

时至今日，由于从未做过硬性规定，官府中依然有大量留着发辫的文武官员。

周琅一直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符号，象征着这些人对新政权的认可，他在观察，看到底大家从心里认可了新政权多少，所以不强制。王辅茞这些老人，早在台湾的时候就剪掉了辫子，留起了长发，平时带着帽子也看不出来。他们当时是以一种革命的心态剪发的，是要跟旧政权断绝联系。可到了闽粤之后，官府中开始出现大量官员留辫子的情况。也许是为了留一条后路，万一周琅败了，他们便于隐藏。

随着胜利和时间的推移，效仿王辅茞等老人剪发的多了起来。可依然有人固守传统，保留着发辫。

周琅本想这是手下心理认同的标志，剪发代表认同自己。可后来他发现自己理解错了，那些效仿王辅茞，效仿自己留头发的人，未必是真的认同新政权，更多是出于一种拉近跟上司关系的目的，是一种“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心理因素造成的。相比效仿王辅茞留长发的，更多是效仿周琅留短发的，周琅是为了图方便，这些人是为了图周琅欢心，至少是不想让周琅反感。

这让他有些尴尬，聪明人太多了，聪明人是不会给自己贴上心向满清的标签的。

反倒是那些不愿意剪发的人，他们绝不是表达自己效忠满清，反而是在大环境下表达一种不阿谀奉承的清高，这些人都比较顽固，但也不逢迎媚上。

不断的有人谏言周琅，建议推行蓄发易服，让全天下的人都“去除伪服，编织华发”。这些人都是自己主动留了头发的，他们表示出一种对满清剃发易服痛心疾首的态度。

但是周琅却根本不相信这些人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忠诚，对满清剪掉他们祖宗的头发的仇恨才谏言的。就好像当年向多尔衮谏言剃发易服的，其实也是汉人的文官一样，这些人大多是投其所好而已。其中要求蓄发最激烈的，不是周琅自己招募的那些文官，而是投降过来的满清官员，比如陈淮，比如富纲。

全天下推行蓄发易服，周琅不打算做，为了这个跟满清一样杀人，太低级了。工业化时代都到来了，还执着这个？我是皇帝，又不是你爹，还管你穿衣吃饭！

至于有些大臣，像清初的那些文人告诉多尔衮说的一样，说这是天下人臣服的标志，周琅也不在乎，还是那句话，我又不是天下人的爹，管他们穿什么。

周琅本以为通过剃发蓄发，可以让他看到别人对他的认同，也因为世俗圆滑的文人文化而失去了作用，他就对这个问题不是多么上心了。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还是选择了下达政治命令，要求所有官员剃掉辫子。告诉他们，要么剃掉辫子，要么辞官回家。

这不是因为大多数官员已经出于真心或者假意剃掉了辫子，转过头要求皇帝下命令让天下人剪辫子，也不是周琅要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别人的忠臣，他还没有那么低级，他只是发现了一个现象，他的政府中，还留着辫子的，都是一群老顽固。

在大多数人都迫于环境压力，或者主动跟领导靠拢的心态下剪了辫子，这些人却依然留着，以为了表现自己的清高和气节，连随大流都做不到的人，周琅觉得不适合留在他的官府中。

在太平年月，这种人或许会因为他们的原则性强而有所作为，可现在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这些人连随大流都做不到，要拉着他们追赶大航海和工业化的时代，付出的成本恐怕太大。

周琅没有兴趣跟这些人耗着，反倒是那些“精明人”，哪怕他们只是揣摩上意，但至少他们肯改变。肯改变的人，就不会成为自己变革的阻力，所以要把那些老顽固剔除出去。

于是下了这个行政命令，不是为了昭示官员对皇帝的臣服，不是为了其他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击顽固思想的人而已。

命令下达之后，确实有不少官员辞官了，他们带着高傲的心态，离开了官场。也有一批人马上剃了头发，因为他们留辫子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太在乎这根辫子，而是因为他们想表达一种“我不趋炎附势”的态度给人看，希望让上司认为他们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他们是有原则的，从而得到重用，这是另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比随大流剪辫子的更高明。

通过这一波强制剪辫，政府官员中的辫子丢掉了，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在他们的带动下，慢慢读书人会留起头发，至于是长发还是短发不重要，再然后才是普通老百姓留起头发，金钱鼠尾的发饰会慢慢消亡。

但这些周琅并不关心，因为他从不执着于服饰和头发，他认为这些都只是文明发展在初级阶段形成的符号，真正高级的文明符号，永远不是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而是说什么样的语言，写什么样的文字，更高级的是，听什么样的音乐，画什么样的画作，而最顶点的文化，就是什么样的思想。

周琅始终认为，后世全世界的其他文明国家，被西方思想所同化，大家开始普遍以西方的思想来看待问题，来结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文明消亡，而不是丢掉一些文化符号。

周琅觉得站在皇帝的高度，他如果还像一百多年前的多尔衮那些人一样思考问题，就太掉价了。他必须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要让中国文明兴盛，那就必须让别人用中国的思想来考虑问题，用中国的思想来结构世界。

可要做成这件事，任重而道远，远不是下个命令，让人剪头发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