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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广州发行债券，而不是在南京这个两倍于广州的城市。

原因主要是广州的商业氛围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浓厚的，还是跟国际接轨使然，这里的商业不是中国最发达的，但却是最活跃的，而且常年跟洋人解除，许多商人是了解一些西方的商业债券的。

比如潘振承就直接接受来自伦敦的汇票，这放在南京估计没人肯认。

另外一个原因是，周琅建立的货殖银钱公行就在广州，这是按照中央银行标准建立的，由伍秉鉴主持，已经间接控制了广州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些金融机构，才有可能把债券推销出去。

最主要的就是那些钱庄，虽然规模跟当铺、银号相比，可能钱庄是最小的，营业主要是银钱兑换，打开门做生意，接待的都是一些升斗小民。可是钱庄数量却是三个金融结构中最多的，遍布街头巷尾。

因为过去老百姓使用制钱，官府收税却是收白银，老百姓在交税的时候，需要将制钱换成白银。这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市场，支撑起了数量庞大的钱庄产业。

由于周琅印刷了铜钱本位的纸币，加上规定了银钱兑换比例，交税也不局限于白银，导致钱庄不再是必须的，最后是纸币的推出，让他们得到了一个延续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每笔银钱和纸币的兑换过程中得到三分的固定收益，现在绝大多数钱庄都是靠这笔生意支撑的。

所以钱庄对银钱公行极为依赖，一家家也都拼命向客户推销纸币。

由于每笔兑换都支付给了钱庄三分利润，而公行目前大量向钱庄、当铺提供的贷款却只有一分利率，其中看似亏了两分，可实际上在这笔纸币推广中，银钱公行并没有吃亏。

因为银纸兑换的毕竟是少数，却因此而推广了纸币，让纸币成为跟金银币铜钱挂钩的货币，银钱公行放出去的那些贷款，也都是以纸币为主。收上来的是真金白银，所以当初周琅存入公行的那笔上千万两银子的储备金不但没有变少，现在反而越滚越大达到了两千万两，在储备增厚的基础上，还贷出了四千万两的纸币。

四千万两的一分利息，怎么看也超过一千万两的三分利润，而且利息是持续的，给钱庄的利润却是一笔固定的买卖，这等于公行只支付了三分利息，然后永久占有了这些储备金，相当的划算。

至于贷款四千万，这也是有数的，跟最近几年，广州集中流失的白银数量相当，也算是填补了广州市场的白银短缺。当然这笔钱随着在金融市场中的来回滚动，会慢慢制造出更多的资本，毕竟从公行里借走银子的当铺，自己也是做放贷生意的，流转之间，金融机构就创造了新的货币。

公行能这么快的进入正轨，光靠伍秉鉴个人摸索是不可能的，荷兰人帮了大忙，作为欧洲最早开始玩现代金融业的国家，荷兰人这些年江河日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的商业竞争中全面溃败，但底子却是在的。

在荷兰人的颠峰时期，全世界全世界两万艘船，荷兰人独占了一万五千艘。此时荷兰人口才一百多万，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次英荷战争时候，法国人攻占了荷兰本土，荷兰人炸开了拦海大坝，整个国土淹没，荷兰人却没事的原因，他们的船足够搭载所有国民。

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年-1714年）时期，荷兰人依然是欧洲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这场全欧洲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荷兰独自提供了14万陆军，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当然这些士兵主要是雇佣兵，其他国家也都是雇佣兵。

之所以走下坡路，那是因为一次次不该被卷入的战争，最近一次，也是直接把荷兰马车夫车轱辘卸走的，正是英国人。这是1780年开始的事情，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整个欧洲都支持美国，因为英国人太可恨了，欧洲有抱团围殴最强大国家的传统。荷兰也站在了反英的立场，可法国人反英，英国人占不了巴黎，俄国人反英，英国人占不了莫斯科，荷兰人反英，却让本国的殖民地遭殃了。

英国分舰队到处袭击荷兰殖民地，攻击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苏里南，苏门答腊，锡兰，西非海岸，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封锁、抓扣荷兰商船，最后英国人几乎摧毁了荷兰的海军。战后原本英国在一百年内向荷兰人借贷的巨额国债，也可用战争为借口而免付利息，并在战后以低价向荷兰商人收购国债。英国人还算地道的，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干脆直接赖掉了欠荷兰人的债务，这场为美国二战的战争，让荷兰人真正失去了作为一个欧洲强国的资格。

此后荷兰人是船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了近70%的公司资产，进入了破产的边缘，再也没有跟英国东印度公司竞争的能力。

可是荷兰人的船没有了，造船的技术人才还在，荷兰的钱没有了，银行家还在。

当然这些人才英国吸纳了大部分，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还控制了一部分，荷兰本土内还停留了一部分。周琅通过跟荷兰人合作，荷兰顾问团队不断壮大，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千名荷兰顾问在周琅手下服务。

这一千人中，造船和武器制造方面的专家只有不到百人，大多数其实还是涉及到商业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通过这些人，周琅建设了现代海关。并且建立了一座专门培养行政人才的学校，源源不断的培养出适用的商业行政管理人员。

而聘请的荷兰人中薪水最高的，还是那群银行家，只有百人左右的他们，却占了整个顾问团经费的二分之一。

但这笔钱花的值，这些人在货殖银钱公行中服务，引入了一整套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风险管理办法和存贷款管理办法。在加上伍秉鉴的个人手腕，让这个金融机构迅速壮大。在开始发行纸币之后，也紧锣密鼓的开始发行债券，债券在欧洲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机制和管理办法，推销方面，则有伍秉鉴的商业能力。

可即便这样，第一笔债券依然只卖出了区区一百万两银子，这笔债券的名义是免征江南钱粮债，告诉大家是为了免除江南赋税，而发行的债券，钱庄们向他们的客户推销，表示买了那张固定面值的纸片，就是把钱借给了大帅，不但将来会还，而且还有利息，每年一厘利息。

其实这笔债券，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目的是催生出一个债券发行的商业机制和让老百姓了解到债券，接受债券的概念。同时政治上的宣传效果也很好，让闽粤百姓，甚至整个天下的百姓都看到，这个政权为了让老百姓喘息，宁可借钱，也要给刚刚经历战火的江南地区免除赋税，甚至许多江南人都买了少量这种债券。

这第二笔债券，名字就叫做北伐债券，由于第一笔债券到期，那些真的买了债券的投资者真的收回了本息，让债券的信用一下子上升，而且随着周琅政权的稳定，大家对债券的信心也就更足了。以前担心，不过是担心官府不讲道理，会赖账，在看到官府真的会还钱，而且给利息之后，加上对政权的信心，购买债券的人更多了。

而此时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一个债券交易中心已经建立起来，就位于十三行商馆区，现在商馆区已经不再封闭，街道两头的闸门已经拆除，允许任何人自由进出，还修建了桥梁，将沙面跟陆地连接起来，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发展成了广州最繁华的商品交易中心。

北伐债券将可以在新建立的三层楼高的债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不但可以持有，而且可以随时变现，变得流通性更强，这对手里暂时有现金，短期内不会动的商人来说，是最好的投资方式。

甚至大量洋人都乐意采购北伐债券，第一是因为他们对周琅政权更加看好，第二则是由于爆发了战争，许多洋人中断了生意，他们担心从广州采购的货物，会被帝国船只掠夺，于是将银子寄存在了广州，空船离开，或者就留在广州等待贸易恢复。

这些人手里有大把的现银，以前都是直接放贷给他们的生意伙伴，可现在广州的利率很低，反而不如买债券划算了。

结果这笔北伐债券的销售大获成功，卖出了一千万两债券。当然为了达到这个成绩，伍秉鉴在荷兰顾问确定货殖公行储备绝对足够的情况下，对外宣布，持有债券可以直接在公行抵押、甚至折价变现，或者叫做贴现。

有公行兜底，买债券成了稳赚不赔的买卖，购买债券的主力，商人们纷纷购买。尤其是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时刻储备一定现金的行业，这种随时可以变现的票据很快就成了他们处理闲置资金的最佳方式。

有了这个相对齐全的现代债务市场，周琅政权通过商业方式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跟依靠农业模式获取资源的满清相比，在战场之外就已经胜利了。

终于，嘉庆六年初春，周琅宣布北伐开始，一场统一之战打响，赢者将获得整个天下，输者将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