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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乌拉那贪腐案发，乾隆调长麟署理闽浙总督，并负责清查乌拉那贪腐案。

没长麟想到刚到任上，金门、厦门两岛就丢失了，一番查探才发现，竟然就是兵围广州的海上巨寇周琅，长麟一边暗叹倒霉的同时也回想起这个周琅是讲理的，所以在确定闽浙水师收复不了金夏，也确实在广州领教过周琅厉害的长麟，就升起了诏安的念头来。

这个诏安来的比周琅预料中快的多，满清官府打压不下去的力量，肯定会诏安，这毫无疑问，不止满清政府，就是刚烈的明朝，不同样会诏安郑芝龙这样的海盗势力吗。这是传统的统治学，古来如此。

但来的这样快，就是一个意外了。如果不是长麟署理了闽浙总督，不管换任何一个人，恐怕不跟周琅死磕到实在没有办法，都不会想要诏安的。长麟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上次科林带着周琅的士兵杀入了广州城，长麟当时作为两广总督，确实费尽了心力，但就是无法退敌，最后才选择给对方两千万银元破财免灾。

谁承想他都从两广调到了闽浙，却还是无法避开这个海寇，对方竟然追到了福建来。

当年长麟以两广总督的权力，尚且无法阻挡住周琅，现在他位居闽浙总督就更没有信心了，不是说闽浙就比不上两广，而是因为他才刚刚上任不久，跟当地的各种势力还不熟悉，加上他又是来查案的，抓了一大批当地官员，搞的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调动太多的力量，因此他得到确实消息之后，就知道，面对周琅，是不能用强力的。

好处是，通过在广州的接触，他了解到这个海寇是可以谈判的的，说话算数，给了钱就真的会退兵。

清楚这种情况之后，长麟马上就做出决定，诏安周琅，而且要快。与其被对方打到了福州，被动的选择诏安，还不如主动出击，趁对方刚刚立足，就招安他，也省的丢失几座城池后，自己还要吃干系。

而且长麟确实怕了，如果在让这个海寇动起来，弄个兵围福州，或者兵围宁波的话，他这个闽浙总督怕是得赴了前任的老路。

前任闽浙总督伍拉那已经下狱，还是长麟亲手操作的，但长麟本人并不想这么做。现在大家都知道伍拉那是以贪腐的罪名下狱的，可谁都知道，其实这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如今这天下，当官的哪有不贪的。

这件事的起因可以推到六七年前的乾隆五十三年，当时的福州将军魁伦与闽浙总督伍拉那不合，俩人互相弹劾，伍拉那弹劾魁伦“嘻纵声色”；而魁伦则弹劾伍拉那结党勒贪，造成闽省吏治废弛。

两人的权力斗争因何而起外人不得而知，但起因就是将军和总督相互弹劾，如果仅此也就罢了，按照惯例，俩人最后不过是被皇帝下旨斥责一二，也就结束了。可总督伍拉那时运不济，之后几年任内接连出事。

在传统观念中，福建是一个民情犷悍之地，古来就多盗匪，其实主要还是福建地少人多，人活不下去了只能铤而走险；乌拉那运气不好的是，有盗匪也就罢了，却始终弹压不下去，伍拉那亲自监督属吏捕盗，先后所诛杀百数十人，可依然杀而复起，甚至很多盗匪跑到了台湾去为祸。

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清廷在沿海地区进行了十多年的查杀天地会成员，乌拉那做的并不比广东差，但他就是摊上事了。

去年福建沿海地区的水灾，大量难民逃亡，当地读书人请求伍拉那开仓放粮，伍拉那也不予置喙，结果官声很不好。

但把伍拉那推到悬崖边的最大事件，还是陈周全的起义这种大事件，陈周全先是在同安地区，接着跑去台湾起事，历史上没有周琅，伍拉那也因此被下狱。现在台湾的事情闹的这样大，难免会有一两个大员要背黑锅。

压到伍拉那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应对叛乱的举动让乾隆不满意。乾隆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看着这几年伍拉那剿贼是越剿越多，已经怀疑对方在敷衍了事。而且伍拉那缺乏勇气，台湾叛乱之后，他驻扎泉州观望，坐实了他纵盗的嫌疑，乾隆屡次催促他去台湾镇压，可伍拉那就是裹足不前。

历史上，乾隆已经派人来查问，逼急了伍拉那才跑去台湾，当时台湾的陈周全起义已经被镇压，伍拉那是去找机会推卸责任的，他拉出鹿港巡检朱继功，起义发生之前，恰好朱继功因为家中长辈过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伍拉那于是将台湾起义的责任推给朱继功，弹劾朱继功“以丧去官，贼起，即携眷内渡，请夺官戍新疆。”

乾隆此时已经对伍拉那完全丧失了新任，下旨斥责：“伍拉纳为总督，台湾贼起，陷城戕官，朕屡旨严饬始行，继功丁忧巡检，转责其携眷内渡，加以远戍。伍拉纳畏葸迁延，乃欲以此自掩，何其不知耻也！”

乾隆认定伍拉那在推诿责任，刚好伍拉那又跟当地驻防八旗将军不和，俩人斗争多年，都想着法子把对方置之死地。

于是福州将军魁伦借机弹劾：“伍拉纳性急，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治狱多未协。漳、泉被水，米值昂，民贫，巡抚浦霖等不为之所，多入海为盗。虎门近在省会，亦有盗舟出没。”

魁伦很聪明，他不弹劾伍拉那贪腐，然而归因于他性急，一个性急的人，是不合适作为总督这样的高级职务的，可在皇帝看来，伍拉那跟手下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是结党啊，是大忌。

于是乾隆对伍拉那失望透顶，动怒要求彻查，现在不是魁伦跟伍拉那的权力斗争，而是皇帝想弄死伍拉那了。皇帝如果认真查办了，这时代的官员那可能没有污点。这一查就定下伍拉那等官员貪污、纵盗等罪名。而且皇帝还特意派遣信任的长麟来查办，其实从决定查总督这种大员，皇帝心里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伍拉那算是拉到了。

长麟是真的不想把伍拉那置于死地的，首先他跟伍拉那都是觉罗，都是宗亲，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可是长麟来的时候，伍拉那就已经倒了，乾隆任命福州将军兼署巡抚，配合长麟一起查案，自己一个外来的总督，在福州将军兼任巡抚的魁伦面前，完全就说不上话，说是自己主持，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魁伦在做，长麟根本插不上手。

魁伦和伍拉那俩人都是大员，斗争起来牵连一片。不但闽浙总督伍拉那下狱，福建巡抚浦霖甚至下面州县大批官员受到牵连，牵连范围之广，几乎让福建的官僚阶层一时间失去了控制。

这一查才知道，未必是伍拉那就那么不堪，实在是时运不济。各地官仓空虚，不是伍拉那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实在是仓中无米。其实福建各地官仓亏空的事情，伍拉那自己都查过。

伍拉那自己清查福建诸州县仓库，上报称亏谷六十四万有奇、银三十六万有奇，最后处理的结果是限三年责诸主者偿纳，也就是让管库人员三年内补回。但是魁伦也抓住了把柄，上报说伍拉那上奏的数字不是实数，认为这是伍拉那贪赃枉法，纵容包庇貪官污吏。

长麟一直试图缓和，希望大事化小，试图将责任都推到一些小官头上。于是上奏称，是布政司库吏周经侵库帑八万有奇，造成了整个福建州县的亏空。

可乾隆一心弄死伍拉那等官，反而下旨斥责长麟等人徇隐。

此时长麟才知道皇帝是铁了心要收拾伍拉那了，也不敢包庇，只能拿出一些真凭实据，最铁的一份就是伍拉那受盐商赇十五万，巡抚浦霖亦受二万。

一般来说，这种贪腐案是可以脱罪的，因为有和珅的天才发明，乾隆晚期的官员犯罪，是可以用银子赎罪的，称之为议罪银。但这次乾隆亲自过问了，定下了伍拉那抄家的处罚。

长麟亲自负责抄家，抄了白银四十万有奇、如意一百多柄，浦霖家，查抄到了窖藏黄金七百两、银二十八万两，田舍值六万有奇。然后俩人被逮入京师，被当即斩首。布政使伊辙布也逮捕入京，死于路上。按察使钱受椿监送还福建，夹二次，重笞四十，然后在官吏面前公开处斩。

由于长麟在查案过程中，一直试图挽回局面，皇帝认为长麟过于宽厚，不利于整顿福建吏治，就让魁伦代替他继续查案，结果魁伦兴大狱，福建诸州县亏帑一万以上皆斩，诛李堂等十人，罢免了大量官吏。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覆巢之下，竟然也有一些身居肥缺的官员，能够全身而退。比如先后做了后选为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又补授古田县知县的一个叫做张廷琛的小官，竟然在魁伦的彻查之下，没有被抓住任何把柄，这说明此人真的是一个清官，因为盐场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容易搂钱的地方。

而这个张廷琛的小官，他的一个孙子，后来成为满清的擎天巨柱，名叫张之洞！

这个张廷琛不但自己没有被查出问题，反而跟长麟一样，想方设法解救同僚，尽管那都是一群貪官污吏，可在这个时代，张廷琛的举动反倒被认为是积阴德，被大家称颂他后人肯定会发达的，这个发达最后就落到了张之洞头上，而张之洞也是一个清官，这大概就是家风使然了。

历史上，原本长麟会被召回京师，但因为台湾匪患一直没有平息，所以他继续留下来，负责平乱，只是被去掉了查案的权力。

但魁伦在福建的动作太大，导致福建十分混乱，这让长麟无法调动足够的力量，周琅此时又打来了，让长麟除了诏安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强硬镇压非但不可能压的下去，他弄不好也落一个伍拉那的下场。

当然诏安这件事，他不是私下进行，而是写了一封奏折陈述事实，请求皇帝定夺。

长麟上奏称，闽省匪患严重，一味力剿，只能屡剿屡复，不如剿抚并用事半功倍。声称多抚一贼，则官府可以少征一兵，以贼剿贼，才是上册。

至于皇帝会不会答应，在长麟看来其实皇帝也没有别的选择，毕竟台湾已经整个失陷，伍拉那剿匪不力已经处置，总不能为此接连处置朝廷大员，伍拉那的死已经背走了所有的罪名，该是改弦更张，采取新的方式了。

所以长麟先派人来跟周琅谈谈，看看这个海寇的要求，如果还是钱的问题，那就好办，这次福建兴大狱，很是抄了一大批官员的家，这些罪银如果皇帝肯拿出来，抚贼的银子就有了。

可谈的结果很不顺利，周琅这个海寇这回竟然不要钱，他跟夷人一样，竟然要求贸易！